“全球视野下的史学：区域性与国际性”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11月3-5日在华东师范大学隆重举行。本次会议是华东师范大学“985”建设项目“思勉高等人文研究院”2007年度的重要活动内容之一，由华东师范大学思勉高等人文研究院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和历史系承办。会议的筹备得到国际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会主席佐藤正幸(日本山梨大学)教授和秘书长王晴佳(美周罗文大学)教授等国外学者的协助和支持。这是近年来国内在该专业领域举办的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性研讨会。
出席本次会议并发表精彩学术讲演的有海登·怀特(美国)、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美国)、弗朗克·安科斯密特(荷兰)、约恩·吕森(德国)、佐藤正幸(日本)、王晴佳(美国)、张芝联、陈启能、瞿林东、朱维铮、仓修良、张广智、杜维运等海内外著名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会议期间，与会60余位专家就国际史学界共同关心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展开了富有成效的讨论和沟通，内容涉及全球史学、集体记忆、史学理论、西方史学史、比较史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国传统史学、中国史学现代转型、现代史家研究等方面，体现了当前国际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的前沿动态和研究水准。
一
在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交往日益密切的背景下，“全球史”成为国际史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也是本次会议探讨的主题之一。美国斯坦福大学海登·怀特教授在《全球史讨论的课题》中指出，“全世界经济、交通和文化网络融为一体，带来了实践性和理论性的双重难题”，“全球性事件是一种全新的事件，它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论文还检讨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这些术语的含义及它们对当代史学研究所产生的影响。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伊格尔斯教授和罗文大学王晴佳教授的《历史和史学全球化：特征与挑战，从1990年代至今》，则从西方史学发展的脉络来考察全球史，认为1990年代后西方史学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文化史的传播、妇女史和性别史的日益兴盛以及全球史的兴起，这些现象对以往著史传统——民族主义史学造成了严峻挑战。但民族主义史学仍然在史学编撰的思维模式和编史实践中占据优势地位。作者揭示了全球史与传统的世界历史编撰的联结点，认为世界范围内的历史学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撰写形式也各不相同。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如传统的民族、文化和宗教的差异逐渐丧失了原有的意义，荷兰格鲁尼根大学弗兰克·安克斯密特教授强调：“从世界主义者的眼光来看，我们需要一种历史学，公正地对待那些我们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民族的、文化的和宗教的差别。”意大利皮埃蒙特东方大学艾都拉多·托塔奥罗教授则较详细地介绍了西方史学界批评将“世界史”看成广义的历史，反对世界历史可以在平等的原则下包容文化、宗教和制度多样性的主张。全球史是一种全新的事物，它已经难以在原来的史学理论框架里寻找到学理支持，诚如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丹尼尔·沃尔夫教授所指出的，“进行全球历史的编纂，已经超越了当前理论。”与其他学者从抽象哲学的角度思考全球史或世界史不同，日本山梨大学佐藤正幸教授的《历史学视野中的世界形象》一文，以各个地区所绘制的世界地图作为考察对象，指出地图本身就是制作者的世界观的形象体现，并且受到政治、历史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他强调说：“如果历史科学要在21世纪获得繁荣，我们必须找到一条途径，去承认和接受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共同创造历史的多数人的多样化、相互竞争的世界观的合法性。”通过本次大会对全球史深入而富有建设性的探讨，我们期待着中外历史学家面对“全球性社会”(global society)的现实条件，积极思考，勇于探索，催生出一种全新的史学理论。
与全球史或世界史相对应的是区域史或国别史。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艾伦·梅吉尔教授的《区域史和历史学的未来》一文，严格区分了区域史与国族史、地方史的界限。他认为“区域史”有两种类型：“区域史Ⅰ”被放在地方史和国族历史之间，重点研究特定国家领土内的地域。“区域史Ⅱ”被置于国族历史和全球史之间，着重关注研究那些政治主权国家之间的区域。国族历史的典型形式是以国民为叙述中心；区域史一般以地理区域为单位进行撰述。地方史着重研究某一特定乡村、城镇、都市的特性。而区域史侧重地理学层面的划分，且大都经常研究中心与边缘、城市与内陆乡村之间的区域。日本东京大学冈本充弘教授反思二战后日本编史坚持主张历史研究的科学，同时又尝试建立历史对日本社会转型有用的史观，认为在全球化的趋势之下，必须改变日本历史研究中普遍流行的思维方式。
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尤其在维护文化遗产理念的推动下，关于记忆或集体记忆的研究颇有声势。此次会议有多篇论文涉足这一领域。伊格尔斯夫人魏玛女士的《一个民族对她过去创伤的再思考：捷克的集体记忆，1945—2001》一文，以捷克为例，讨论了欧洲各民族以何种方式思考他们的过去，特别是他们如何思考20世纪30年代晚期和40年代晚期的那一段历史。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费尔南多·桑切斯一马科斯教授的论文《认同、记忆和巴塞罗那、利马和马尼拉的街名》，从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比较研究三座城市现今地点和街道名称中的不同记忆，揭示出街名背后所蕴涵的沙文主义取向。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克里斯·劳伦斯教授也是从集体记忆的角度，思考“科学”史学所遇到的种种挑战。德国艾森大学吕森教授认为在发生大屠杀历史经验基础上建立一种世界性的人文主义，在实践上是有难度的，并且难以发挥作用。
本次大会部分学者对历史哲学或史学理论问题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不少论文涉及活跃于当今西方史坛的名家，如安克斯密特、海登·怀特等人。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当事人都出席了此次研讨会，大大便利了中外学者面对面的交流。华东师范大学张耕华教授以安克斯密特的“文本权威消失”一说为引子，提出文本在史学研究中的“硬性”虽然不容否认，但随着史学研究活动的逐步推进、层层深化，文本的“硬性”越来越“弱化”，而史家解释的“弹性”却越来越明显。厦门大学周建漳教授在《试论历史存在的故事性》中认为，基于叙述理解与实践活动间的互动关系这一根本理由，关于历史潜在地具有故事性结构的主张可以获得正当的理论辩护。复旦大学陈新教授指出，黑格尔、文德尔班和罗素的哲学史研究不仅阐释了他们理解的“哲学”，也引导着近代西方“历史”观念的演变。他反思当前哲学史研究存在的某些缺陷，认为历史哲学与历史编纂理论的当代进展对于当代的哲学史研究所忽视的这种尴尬境地应当可以提供相应的提示。南京大学沈汉教授则提倡将自然科学中的地学、植物学和人文科学中的语言学已有的形态学方法应用于历史学，并对这种史学方法作了阐述。希腊雅典大学安东尼·里雅阁教授就历史学作为公众文化提出了若干疑问，并深刻检讨了在认知形象和历史学的文化角色之间，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应当学习些什么；作为历史教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荷兰格鲁尼根大学安通·德·贝兹教授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滥用历史的历史学——来自西方的教训”。“滥用历史”指陈的是存有
利用历史功用进行欺骗的意图。尽管进入21世纪，滥用历史的现象呈上升之势，但作者认为维护历史学的积极功用是必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启能研究员全面回顾与总结了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方面的进展情况，以及史学理论研究对史学实践活动全局性带动作用。指出新时期的史学理论研究已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为中国“新史学”的兴起和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和组织作用。
关于西方史学史的专题论文，上至希罗多德，下迄布罗代尔，与会学者提交了高水平的作品，复旦大学张广智教授从历史进程中的神人关系、历史发展变化的相互关系、历史兴衰成败的经济因素三方面讨论古代西方的历史理论。作者结合考察古代中国的历史理论，指出那种认为中国史学于历史编纂甚有成就但缺少历史理论乃是一种皮相之见。淮北煤炭师范学院李勇教授的《马基雅维里历史写作的两重性》一文认为，马基雅维里的历史写作犹如他生活中的社会，充满着两重性，如肯定美第奇家族重要人物的美德与贡献，又采取种种办法以揭露其丑行等。华东师范大学郭海良教授的《试论1730年代英国历史大论战的意义》一文，以英国托利党领军人物之一博林布鲁克(Bolingboke)为中心，揭示历时5年之久的英国历史大论战的意义，他认为这场历史大论战不仅直接影响着当时英国政治舞台上辉格、托利两大政党的势力消长和政治局势的变化，而且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方法上都对此后英国历史学的发展、尤其是对英国的国史研究产生了具体而又深远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姜芃研究员将布罗代尔的历史写作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主要是从经济方面建立了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其二是从文明方面对世界历史进行了研究，勾画了布罗代尔对世界历史写作的总构想。同时，她也尝试着回答当前一些人所提出的是否“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必然会同时出现文化的令球化”这一现实问题。
二
比较史学是本次研讨会的又一主题。中西史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各自独立发展，没有真正交集过，但这并不能说明中西史学缺乏比较的基础。不论从宏观的视野比较中西史学的传统，还是从微观的角度审察中西史家的异同，都有助于推进我们对中两史学的理解和认识。香港大学杜维运教授是倡导比较史学研究的先行者，他的《中西史学的分歧》一文明确指出，中西史学发生的文化背景不同，地理环境殊异，分歧极为明显，相通之处较少。中同自上古时代起，就设立了及时记事的史官制度，延于清末，未尝一日中绝。历史著述，记实精详，地位稳定，与文学作品，泾渭分明。而西方数千年来，未曾出现史官记事制度，文字记录缺如，史学家不得已利用修辞学的方法以写史，其作品遂与小说家、剧作家的作品相接近。直到19世纪以后批判史学出，两方史学才趋向致力于了解往事的真相。南开大学乔治忠教授则更为细致分析了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古典史学的异同。他认为中西古代史学存有共同的理念：一是记史求真的史学价值观，二是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它们最根本的区别，是中国具有西方所没有的制度化、组织化的官方史学。作者强调历史记述的真实性与历史撰述的社会功用之间的矛盾，是中西古代史学共同点。在这对矛盾的运动发展中，史学走向了专业化，从而形成相对独立的历史学。台湾辅仁大学戴晋新教授从方法论的角度检讨以往比较研究希罗多德和司马迁的学术现象，提出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应注意六点：(1)对史学要有全面的了解与本质的思考，以作为比较的前提；(2)比较的焦点为比较对象的基本特征或核心概念；(3)基本特征或核心概念应从文化传统中去理解，诠释其中复杂的关系；(4)比拟对象间的对当性、适比性应清楚说明，经得起检验；(5)即使是个案比较，除了精确的微观，宏观或透视的诠释仍是必要的；(6)避免过度执着某种史学，当作检验人类历史意识发展的唯一标准，以衡量其他的史学。在史学比较研究的观念与方法已进入热烈讨论的今天，戴文对那些热衷于附会式的比较研究者而言具有矫正的作用。
中外史学交流研究是比较史学题中应有之义。南开大学孙卫国博士以清修《明史》为个案，详细论述了朝鲜对清修《明史》的反应，以及《明史》在朝鲜的传播和影响，以说明中同传统史学在东亚的地位及其对邻国的影响。复旦大学邹振环教授着重阐述了1874年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的《防海新论》在晚清的影响，他认为该书对于清朝长远的国防战略建设，曾起过一定指导意义，对于晚清同防的近代化建设也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为以后中国海防观念和海防战略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知识资源。
中国学界关注西方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由来已久，在民国时期国外汉学史研究就已初具规模。20世纪90年代以来，“海外中国学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陕西榆林学院马少甫博士的《裨治文中国观研究》一文指出，在美国中国观演变过程中，裨治文是一位枢纽性的人物，他的中国观具有双重性：客观认识倾向与简单化色彩并存。裨氏主张客观介绍中国，实则开启了美国中国研究方法论上的先河：而其从近代化视角观察中国并否认中国传统文化的倾向，不仅一直影响着美国中国研究的取径和价值取向，客观上也刺激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华东师范大学龚咏梅博士以德裔美国汉学家劳费为个案，详细论述了劳费的生平、汉学成就及其特点，以及他对美国中国学的影响，强调美国中国学的发展是以德国汉学、乃至整个欧洲汉学为大背景的，两者之间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关系。华东师范大学朱政惠教授的《史景迁的史学内涵和意义》一文全面讨论了史景迁的史学作品，认为对史景迁史学的研究，要放到国际文化交流、国际学术思潮互通的背景下分析，放到美国历史学、美国中国学发展的进程中考察，更要与他本人的学术生涯、思想脉络以及中美关系作联系的考察。对史景迁治史生涯和学术成就的考察，有益于我们对美国中国学进程、特点和发展规律的认识。近半个世纪美国中国学进程中某些重要的变化，史景迁的著作中都有所体现。除了以人物个案为研究对象外，也有学者从某个层面考察美国中国学的进展及特点。澳门大学魏楚雄教授认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对中国城市史的研究无论是在研究的区域和主题方面，还是在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方面，都有着显著的发展和突破，这同美国史学界对传统中国史学观的挑战与反思以及美国史学界内中国史学观的发展而并行发展的。美国和西方学者及中国学者对中国城市史全面深入的研究，对中国当前迅猛发展的经济及城市化是非常有用和及时的。纵览中国城市或世界城市发展的历史可帮助我们认识到城市发展的基本特点、目标和方向，而准确的目标和方向可使中国城市规划和发展少走许多弯路。宁波大学陈君静教授指出，美国学者的中国新文化史研究明显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他们试图通过符号和象征意义的分析，揭示隐藏在文化、知识背后的权力。进而构造“另一种历史”。这种研究作为对西方现代历史编纂学叙事方式的反动，虽在相当程度上扩大了历史研究范围，但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历史的客观性基础，降低了史学的存在价值。
三
中国古代史学由于有史官制度的保障，两千余年赓续发展，未尝中断，诚如杜维运教授发言所说：
“中国史学的洪流，滔滔若江河彭湃，其激起的浪花万丈，眩人耳目”，可谓独步世界史坛。传统史学遗产是一份宝贵的财富，因此，“传统史学重估”成为研讨会的主题之一。北京师范大学瞿林东教授的《20世纪中国学者关于“二十四史”综论的述评》一文，全面点评20世纪百年来中国学人关于“二十四史”的研究成果。他认为要认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小能不了解“二十四史”；而要了解“二十四史”，则又不能不了解20世纪中国学人是如何看待、如何研究“二十四史”的。宁波大学钱茂伟教授重新理解传统史学的特质。认为中同传统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史学”或“朝廷史学”。他指出凸明“国家史学”的意义在于看清传统中国史学的特点，以及史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华东师范大学路新生教授从学术本体的视角，对中国传统学术史上一对关键性的范畴“尊德性”和“道问学”进行了慎密的思考，认为：“尊德性”就是“道问学”，“道问学”就是“尊德性”。前者是说当“尊德性”脱离了“实用性”、“践履性”的指陈而进入“学”的高度以后，尊德性所涉及的对于“道”、“器”、“心”、“性”等“哲学性”问题的探讨，其本身自然是一种“学问”。后者一方面是指学者秉其“良知”而治学，另一方面则是取尊德性之“价值评判”之特质而言。即是说，学者出于一己之本性，老老实实去“学”，这样的为学就是正人君子之学，就应当给予伦理道德层面的正面评价。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学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北京师范大学罗炳良教授的《乾嘉史学的现代价值及其世界意义》一文，从“实事求是”的治史理念、“护惜古人”与“嘉惠后学”的治史宗旨、“持风气”而不“徇风气”的治史品格三方面，深入发掘乾嘉史学的现代价值。作者认为继承和发扬乾嘉史学的治史理念和精神品格，有利于形成务实求真的史学研究风气，有助于自觉抵制当前学术界治史急功近利等浮躁之风，有益于回应后现代史学思潮怀疑历史客观性的挑战。上海财经大学盛邦和教授认为“儒家社会主义”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与西欧与俄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相比，诞生时间最早、经历时间最长，对古今中国的影响恒久深远。儒家社会主义理论包括其高端纲领——大同社会论，及其低端纲领——小康社会论。这可以说是对儒家思想的一种现代诠释。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学的刺激之下，中国史学走向了艰难的现代化之路。梁启超在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探讨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有助于理解转型时期中国史学的特点。华东师范大学邬国义教授的《西方史学：中介、摄取与传播——以梁启超新史学思想为例》一文，采取实证研究方法，经过具体的对勘比照各种文本，探研梁启超新史学思想与浮田和民《史学原论》、《西洋上古史》及其他日本史家与史著的关联，通过众多的例证与比喻的分析，明晰地揭示梁氏思想形成的知识背景，阐明其新史学的来源具有多元采撷的特征，从而将梁启超新史学理论渊源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准。现代意义上的历史教科书是中国史学转型时期的产物，通过考察历史教科书，可以折射出当时社会、思想某些普遍性的特性。北京师范大学张越教授认为撰述中国通史与编纂中国历史教科书，二者在撰述目的和要求上不完全相同，在材料、内容、框架以及思想倾向上便有差异。清末历史教科书通常被认为是使用了章节体，其实仍以使用纪事本末体为主，编纂形式新意无多。华东师范大学李孝迁博士的《新旧之争：晚清中国历史教科书》从民族主义与历史书写主旨的交错，“国家”、“人群”与历史书写对象的转移，进化论与历史书写方式的更新三方面，对晚清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作了初步的探索。华东师范大学胡逢祥教授的《“科学方法”与中国现代史学》一文认为，西方“科学方法”的输入，是推动我国学术走向现代化的一大动力，其内涵非止一般的技术手段，而实涉及整个治学理念和路向问题。作者指出，胡适等人倡导的“科学方法”的影响不独在“拉近”传统学术与两方现代科学的心理差距，扩大现代科学方法的感召力，吸引学术界更多人士自觉接受现代逻辑方法与科学理性精神的洗礼等方面，起到了有力的推助作用。更值得重视的是提示了现代人文学术研究借鉴自然科学的成功经验，注重向外延拓展的新思路，由此直接开启了从北大国学门、中山大学语史所，到中研院史语所倡导并努力从事田野考察和现代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史学发展新境界。至于这一现代史学建构路线的理论弱点则在于：(1)混淆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界限，特别是把“近代史学”的工作范围牢牢地框定在史料学的领域，以致限制了历史视野及其研究事业的合理拓展；(2)模糊了传统考据学(朴学)方法与现代科学方法的区别，从而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学术界对传统方法的自觉改造和更新意识。
钱穆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此次研讨会有两位学者专论钱穆史学思想。台湾大学黄俊杰教授以钱穆对中国史的解释为例，分析中国人文主义精神在20世纪中国历史思维中的呈现。他认为钱穆在中国人文主义传统中既有因袭又有创新。钱穆继承传统中国史学之历史意识，以历史为救世之“国家民族史诗”；但钱穆又赋国史以新意，为20世纪中国人文主义开创新局，以国史为中华民族共同之精神资产。上海大学陈勇教授的《论钱穆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一文认为，钱穆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发轫于30年代中期，形成于30年代末，以《国史大纲》的完成为其标志。自《国史大纲》完成后，钱穆学问研究的重点发生了转变，由历史研究转向文化研究，为中国文化招魂、续命遂成为他一生的志业所在。与钱穆蜚声中国史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少有人以历史学家的身份来定位唐君毅。台湾东吴大学黄兆强教授作为唐君毅的门生，在大会宣读《唐君毅先生史学上的成就与贡献》，从历史知识论、史学价值论及史学价值判断论三方面，凸显唐君毅在史学方面的建树。
“全球视野下的史学：区域性与国际性”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其独特的开放性赢得了来自世界各地与会学者的高度评价。中国学者通过此次会议了解西方史学发展的最新动态，而西方学者则对中国史学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这种双边互动的良好交流方式不仅推动了世界史学的繁荣，而且增强了人们对各民族各区域文化传统多样性的认同感。诚如复旦大学朱维铮教授在大会闭幕式上所说：“希望每个人都能很好地了解自己的过去，希望青年人都能很好地理解过去，希望中外学者都能很好地了解对方的过去，如果通过教学与写作，能够帮助我们这个世界更和平，这是对历史学家最大的任务。”
责任编辑：杨向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