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300年前，屈原就在《天问》中发山一连串关于天地怎样开辟、宇宙怎样形成的问题，而在中国神话中，“羲娲创世”的故事或许正解答了屈原的些许疑问。唐代李冗的《独异志》有记载：“昔宇宙初开之时，只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妇，又自羞耻。兄与其妹上昆仑，咒曰：‘天若遣我二人为夫妇，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是烟头悉合，其妹来就。”
在“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连环画绘本”系列中，上海中国画院国家一级美术师、著名画家朱新昌绘制了《羲娲创世》，将天地初开的意向形象地用绘画语言表达了出来，使伏羲、女娲的形象不再停留于汉代壁画人头蛇身的形象上，而产生了一种更为艺术，更为现代的全新解读与诠释。
创作求“唯美”
远古创造的神话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象征，也是美术所由起，文章之渊源。但说起《羲娲创世》，其最大难度恰在于缺乏可参考的形象塑造，如何用线条语言来表现上古题材，如何用擅长的工笔人物画技法来传情达意，这或许是朱新昌在创作之初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尽管他有着多年的连环画绘画经验，无论造型、线条还是色彩，早已形成了一套属于自我的独特风格面貌，数年前，勤奋的他还专门画了一大套《聊斋志异百图》绘本，以其丰富的想象，生动的形象，不俗的功底，获得好评。但对于此全新的创作课题，素来严肃认真的朱新昌更是投入了巨大的思考与研究之中。
在他看来，“羲娲创世”的神话故事，是处在蒙昧壮态的远古先民对世界形成、人类起源的美好设想，反映了人类主宰世界、征服自然的强烈愿望。在传说中，天地人共同推动了创世进程，是最为核心的思想主线，也就是创作所要遵循的艺术主题。抓住了这一核心，就能用属于自己的艺术语言，展开想象，加以表达。
在形象塑造上，尽管一直以来，伏羲女娲交尾的形象为大众熟知，古籍中也有“伏羲鳞身，女娲蛇躯”的记载，但朱新昌并没有为此所局限，而是有着属于自己的全新解读与表现。他认为，伏羲、女娲是两位孕育了中华子民的神灵，如果简单的画成“鳞身”和“蛇躯”肯定是不合适的，读者也会接受不了。“中华神话故事创作工程”意在展示中华文明的起源，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那么神话人物的造型也应该是健康唯美和积极向上的。因此在羲娲造型上，朱新昌保持了“唯美”的审美取向，将人类最美好的一面体现在他們身上，力图让读者看到的是完美、伟大、纯洁的形象。同时，在创作中，他并没有刻意模仿某一种特定的模式或是历代前辈大家的艺术成果，而是在消化传统经典的基础上，尽可能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感觉去塑造，希望能给读者带来一种视觉上的新鲜感。
例如，故事中记载道，在混沌苍莽的天地之间，女娲用翠竹和玉片制作了十三管的笙簧，吹奏出天地间第一声和谐之音。这个情节给朱新昌的印象很深，因此他在画面上是这样描绘的——女娲虔诚地跪坐在可通天庭的昆仑之巅上，吹奏着自制的世界上最早的乐器。美妙的乐声引来了山林中无数的飞鸟，它们围绕在女祸身边欢乐地翱翔飞舞。天上的白云和地下的弱水仿佛也被神曲所陶醉，刹那问都停止了飘浮和流动，静静地享受着这美妙的时刻。“整个画面我用了明艳强烈的色彩，意在给人带来远古时代奇幻瑰丽童话般的感觉。”
在绘画技法上，朱新昌此次采用了其所擅长的中国画兼工带写的笔墨技巧，因为这种方法较适合表现神话故事的欲仙和飘逸感。“连环画也可以说是‘命题创作’，常听到有种说法，认为‘命题创作’比较容易，只要按照文字的需求照画就是了。但我却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命题创作’的准度更大，因为它有特定的情节和要求，这时自己平时擅长的题材和惯用技法就有可能施展不上，更需要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找到一套合适的表现手法。”
朱新昌坦言，他把这次创作看成是自已尝试新的绘画形式的契机，所以在个人固有的风格上作了一些调整，具体表现在较多地吸取了民间绘画的某些造型和色彩，构图上适当采用了西方的构成和空间处理，画面强调一定的装饰感和平面感，力求作品既是现代的，又是中国的，以此来满足当下读者的审美需求。由于连环画的尺幅往往不大，所以他并没有过分去刻画细部，并且有意淡化了人物的表情，而注重画面的整体效果，力求把观众的注意力引向整体，希望能从整体透出的气氛中体会到人物的情感，从而使作品显得更深沉和含蓄。艺术的社会责任感
在中国画坛，朱新昌一直是创形成了具有强烈个性与艺术感染力的绘画风格，独具神彩。然而，此次绘制《羲娲创世》，朱新昌却有着别样的体会：“我自己在过去也曾经创作过一些神话故事题材的连环画，但当时都是凭着一时的兴趣，而这次‘中华创世纪神话连环画创作工程’，意在追溯中华文化之源，发掘民族主体精神，其意义重大而深远，所以自已在倍感压力的同时也多了几分敬畏。”因此，在此次创作过程中，朱新昌觉得既要有对传统连环画艺术有所继承，又要体现时代的特点。“现今的读者文化和审美的程度普遍提高，他们已不仅仅满足于了解故事的情节，更需要从中得至现代视觉审美的需求，所以也给我们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画面不能停留在图解的程度，必须具备形式的新颖和艺术的高度。”
在朱新昌看来，当今时代，艺术创作和社会责任感并不矛盾，而应该是相互相存的，成功的艺术家同时也应该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纵观中外美术史，那些著名的重大题材作品，如法国大卫的《马拉之死》，德拉克罗瓦的《自由领导人民》，西班牙戈雅的《1808年5月3日夜枪杀起义者》，还有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中国有王式廓的《血衣》，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石鲁的《转战陕北》等，这些作品不仅仅是艺术上的创造，更重要的是艺术家对社会、历史、国家、民族及人洼的一种强烈责任感。“因此，在艺术功能的范畴里，社会性功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艺术家只有不断的增强社会责任感，把个人的学术事业和现实，和社会连接在一起，努力对自己的作品有所突破，才能拿出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