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说“我”。也因此欣赏其它的那些“我”。如果没有“我”的确立、没有无数“我”的合作，“我们”必定是空洞、脆弱，空心化以至于不堪一击的。
然而，在“我”和“我们”之间，是以“他人”作为连接点的。
“我”因“他人”而成为“我”；“我们”因“他人”而成为“我们”。当“我们”过度地强化、放大“我”，而舍弃“他人”的时候，“我”便处于四面受敌的孤立无援之中。
在我们国民的传统习性中，“他人”这一概念，更多情况下，只是一种被供奉的虚设牌位。我们的成语中曾有“以邻为壑”一词，可以佐证。有“只扫自家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的谚语，可以证言。“文革”期间，“他人”不仅未能成为国人的自觉意识，反而意味着告密、背叛、离间，终于导致了“他人即地狱”的严酷后果，闻“他人”而心颤，近“他人”而丧胆。也许正是由于对“他人”的恐惧，“文革”之后，“我们”迅速土崩瓦解，“我”自仰天长啸——而“他人”却不得不退出公众的视线，淡化为一个可有可无的虚词，成为公民道德的模糊地带。
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口的高速增长，造成生存空间的高密度化；人口压力长期形成经济发展与卫生保健的沉重负担；部分农村以及偏远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仍然阻力重重。“我”生我的娃，关你么事？在人口问题上，可有“他人”的意识么？
餐馆大肆收购、杀戮、烹煮野生动物为牟取暴利；食客面不改色食用野生动物以饱“口福”或炫耀财富；官吏不惜以野生珍稀动物作为最高规格的宴席，“贿赂”上级领导为自己铺设升官晋级的阶梯——在这个破坏自然生态的“人链”中，可有“他人”的位置么？
长期以来，城市与乡村的公共卫生系统始终没有得到真正重视：农贸市场的脏乱差、饭馆旅店的日常消毒防护、公共厕所的洗手设备、污水处理、生活垃圾等等。但公共卫生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心态，却有着惊人的共识：这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在这些被忽略的公共卫生死角中，可有“他人”的概念？
日积月累的民众生活卫生习惯中，沉淀下多少宁死不改的恶习陋性——随地吐痰、随地大小便、随地抛弃塑料袋、酒后驾车、公共场所吸烟等等，“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在这利益与灾祸均享均沾、“同甘共苦”的行为惯性中，可有愿为“他人”避免灾祸而自控自律的一份责任感？
我们似乎一直在无意中铺设着迎接它到来的无障碍通道。
然而，在公共领域里，“零距离”是有害的。距离便是“他人”。而“他人”即社会公德。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和“我”之外，地球上更多存在的是陌生的“他”——他人！还有“它”——与人类共存的动物朋友们。
正是为了“我”的安全与自由，请不要再“唯我独尊”，而多些对“他人”的关爱吧。
（选自《人民日报》）
编辑提点：“我”的自由是他人自由的终结。而他人的自由，最终才能成全“我”的自由。与本期《许三多：简单主义》参照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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