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首先我们想了解一下什么是“西藏问题”？
王小彬：西藏的历史、政治、法律地位，也就是说，西藏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可以从自古、元代和新中国三个层次来分析和说明，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自元朝以来中央政府开始对西藏行使行政管辖，现在西藏是中央政府领导下的一个自治区。西藏的历史地位、政治地位、法律地位，早已为历史所确定、为人民所选择、为世界所公认。在这个意义上，不存在历史、政治、法律地位上的所谓“西藏问题”。中央有关部门代表在与达赖私人代表的接触商谈中一再重申，不存在所谓的“西藏问题”。现在我们一般使用“西藏事务”、“涉藏问题”的提法，也没有用“西藏问题”的提法。
对达赖集团和他们的支持者来说，“西藏问题”有明确的含义，实际上就是指“西藏独立问题”，直白地说，就是指：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是“独立的国家”，即所谓历史上元朝和清朝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只是“施主与喇嘛”的关系，元、清两朝不是中国王朝，“十七条协议”是被迫签订的，西藏是“被占领国家”等等。核心和要害是不认同历代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间在政治上、法律上的隶属关系。他们炮制的种种“历史依据”和“理论依据”，万变不离其宗，都在围绕西藏的地位问题作文章。
记者：那么，西方列强和帝国主义势力与“西藏问题”有何关系呢？
王小彬：这二者可以说是因果关系。19世纪下半叶以来，20世纪以前，根本不存在“西藏独立”之说，西藏地方也未出现过独立问题。西藏地方发生的各种纠纷甚至冲突，都属于中国内政问题。所谓“西藏独立”问题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英国殖民主义分子在吞并全印度后，向喜玛拉雅地区扩张其势力，企图割裂中国、侵占西藏，于是才有了所谓的“西藏问题”，可以说，英帝国主义是所谓“西藏问题”的始作俑者。
记者：能不能把帝国主义势力侵略西藏的史实讲得具体一些？
王小彬：19世纪帝国主义势力觊觎中国领土，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后，帝国主义又把侵略的魔掌伸向西藏。1888年、1904年，英帝国主义在武装入侵西藏的同时，在西藏培植亲帝分裂势力，侵害西藏地方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挑拨西藏内部的团结，制造了所谓“西藏独立”问题。
这期间，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清朝政府空前衰弱，被迫签订了一些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如，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西藏专条》，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1893年《中英会议藏印续约》，1904年《拉萨条约》，1906年《中英新订藏印条约》，1908年《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等。此外还背着中国政府签订了一些非法条约。如1907年《英俄西藏协定》，1913年《蒙藏协定》， 1914年《西姆拉会议条约》、《英藏通商章程》等。这些不平等条约，除规定军事赔款之类外，还使中国在西藏地方丧失了许多主权，可扼要举例如下：
1、1904年《拉萨条约》第八条规定，从印度边境直到拉萨沿途的炮台、堡垒和一切军事建筑一律拆除，这是剥夺了中国保证领土安全的最起码的国防权。
2、强迫在亚东、江孜和噶大克开辟类似条约商埠的贸易市场，并设立英国商务代办处。除噶大克带有流动性和季节性之外，他们在亚东和江孜两个代理处侵占和管辖的地面，即成为变相的外国租界，享有包括领事裁判权等特权的治外法权，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
3、他们有权向这些商务代理处派遣军队，常年驻扎，名为“武装卫队”。
4、他们从印度和锡金边境到江孜之间设置了十二个驿站，归他们管辖，并沿途架设电线，可通电话电报；他们不但拥有自己的邮政，而且印度邮票可通用到西藏的帕里，侵犯了中国的邮政、交通权。
5、还有英、印商品进口，中国不得自由征税，英、印货币在西藏广为流通不受任何限制，这是侵犯了中国的海关、金融管理权。
6、尤其是《拉萨条约》的第九条，确立了英帝国主义对西藏地方独享的霸权地位，把西藏地方降为一个英帝国主义的特殊势力范围。
以上种种在辛亥革命后，清朝虽经推翻，但从北洋军阀控制下的历届民国政府到南京的国民政府时期，除了那些背着中国政府签订的非法无效的条约外，这些本应废除的不平等条约都没有废除，原封不动地接受下来，承认继续有效，没有触动过帝国主义者的一根毫毛。
记者：那为什么又有人不愿意承认帝国主义势力在西藏的客观存在呢？
王小彬：这个问题问得好，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还依然留在西藏。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可是，硬是有人不愿承认，甚至是否定。不愿意承认帝国主义势力在西藏，指责我们提出“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是无的放矢，这实质上是“西藏不需要解放”的潜台词。说穿了，就是说人民解放军根本没有必要进军西藏。或者说，你进军西藏就是拿驱逐帝国主义当借口，仅此而已。
1950年12月，西藏噶厦在提出的关于和平谈判五项条件中声称：“西藏没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西藏同英国只有点外交关系，同美国只有商业关系。”当年在西藏的几个外国人后来在他们的著述中也说：“在西藏只有少数欧洲人，只有几个外国人。”“这几个外国人就能成为帝国主义势力吗？” 和平解放时，“总共只有6个欧洲人留在西藏，并且在解放军进军西藏前就已统统跑了，这时候还说什么要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
已故著名藏学家柳陞祺对此给予了有力批驳和澄清。他写道，“人民解放军进西藏决不是为了赶跑几个欧洲人。我们说的在西藏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是指从清代晚期英帝国主义通过军事、政治、经济侵略手段强加于我国，特别是西藏广大人民的条约、特权和耻辱，这集中表现在五个不平等条约上”。（这五个条约是指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1893年《中英会议藏印续约》，1904年《拉萨条约》，1906年《中英新订藏印条约》，1908年《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都是光绪年间签订的）
英印政府驻拉萨代表黎吉生，将噶厦派驻英印留学的贵族子弟多数拉到他一边成为亲英分子，组成亲英势力集团，与西藏噶厦中的亲英分裂主义分子一起专门从事一系列分裂活动。1941年，英帝国主义唆使将爱国的热振活佛从摄政职位上赶下来，由达扎掌权，噶厦成为亲英分子把持的机构；1942年，在美英帝国主义者策动下噶厦成立“外交局”；1947年，黎吉生鼓动噶厦派代表出席“泛亚洲会议”，还唆使西藏代表团赶制所谓“国旗”；1949年，黎吉生策划了“七八事件”，噶厦派兵包围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下令驻藏办事处人员限期离藏；1950年1月，印度驻拉萨代表处的福克斯致函藏军总司令，要求噶厦彻底破坏各条官道、桥梁，在各个重要的阵地埋设地雷，阻挠昌都解放等等。
西藏不仅存在英帝国主义势力，还存在美帝国主义势力。《潜入西藏——中央情报局的第一个原子间谍及其潜入拉萨的秘密探险》的作者托马斯？莱尔德在书中提到：“本书第一次证明，在中国‘入侵’前西藏不仅有美国人，还有几个美国特工正忙忙碌碌地进出西藏，积极地为西藏人提供军事援助。美国政府的最高层也参与了这一计划。”
记者：可否再举一些实例来说明帝国主义势力在西藏的存在？
王小彬：先说说发生在柳陞祺先生身上的故事。他是当年民国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英文秘书。他在《我进藏的第一课》说了一件发生在1944年他进藏途中的事情，很能说明问题。
柳先生回忆说：“西藏同内地的交通十分不便。但要去印度一趟，倒不过二十来天的马程，而且一到印度，那就汽车、火车、轮船、飞机样样都有，所以他们要到内地来一趟，宁愿绕道这个南大门，也不走通向内地的直线，可惜这个南大门的钥匙却被牢牢地掌握在外国人手里。”“西藏同内地的政治关系既陷入僵局，那么它对外的通道只剩下当时是英国殖民地的印度地方。”“这条沿整个喜马拉雅山的边界都直接或间接地被掌握在英国势力之手。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大路，就是从江孜往南通大吉岭、噶伦堡和孟加拉平原的这个大门。就是这个大门，被英国人看守得最严，即使我们政府派员到自己的地方，也必须通过这个大门才进得去。”
“古德是英印政府驻锡金的行政长官。现在他又是掌管这个大门钥匙的人。从甘托克入藏，经亚东、帕里到江孜，沿途所有英人的设施和办事人员都归他管。再具体说，英国根据不平等条约在这一线设置的两个所谓英国商务代理处，11个驿站，沿路的电线、电报，凡这一切都归他管。”
“最富于讽刺意味的是，从帕里起我们已不得不住英人修建的驿站。因为大路上人烟稀少，找不到住处，有时几十里看不到一个村落，即使偶尔遇上几户人家，也容纳不下我们这么多人，所以不得不住进洋人的住所，说来我们是在自己的国土上旅行！”“我有一种非常复杂和矛盾的心情。我想就沿途所见一直到后来在拉萨期间，我看到的总共不到几张英国人的脸，但他们就能把这条路线控制得如此严实。”？
再说说格达活佛遇害的事情。
谈起格达活佛，离不开罗伯特？福特（Robert Ford）这个人。福特是英国人，年轻时在英国皇家空军无线电学校，接受无线电报务及机械的技术训练。1945年，曾应征第一次赴拉萨，代替休假的英国驻拉萨政治使团无线电官员福克斯（Fox）的工作。1948年8月，在英国驻锡金政治官员霍普金森（Hopkinson A？J）的安排下，第二次入藏就任西藏政府无线电官员。1949年5月被派赴昌都建立电台，7月抵达并任昌都电台台长（官阶为“列赞巴”，五品官）。1950年10月19日，于昌都类乌齐竹阁寺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俘获。
福特两次入藏均为英国驻锡金政治官员霍普金森所布置。第二次进藏时与噶厦政府订立了两年的合同。霍普金森曾将此合同送交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及驻印度英国皇家空军当局过目，曾征得他们的同意，并由英印政府拨出一笔款子作为福特部分路费及西藏政府不履约或不发薪时的补偿金，可见福特二次入藏并非单纯西藏政府的聘请，而是英国政府事先有准备的布置。英国皇家空军要求福特回西藏后做气象记录，称任何有关气候的记录都是有用的。福特的回忆中提到了这一点，但作者回避了带温度计、记雨器的目的。
1949年5月，福特带领一支庞大的旅行队伍从拉萨出发。福特自述在拉萨到昌都的途中根据印度测绘图，对西藏地图做过一些修正。实际上福特绘制了西藏的地图，为窃取军事情报做基础。
1950年7月10日，西康省甘孜白利寺五世格达活佛（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副主席、康定军管会副主任）一行10人从白利寺出发，踏上赴拉萨劝和征程，但受到帝国主义侵略分子和西藏亲帝分裂分子的重重阻挠，被投毒致死于西藏昌都。
关于格达活佛的死因，有三种说法：一是说被英国人福特毒害致死，当时新华社作了报道，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文章和文艺作品大都这样讲。其本人在押时承认有“唆使”之罪，后来则完全否认，并要求平反；二是说被当时的昌都总管拉鲁毒害。当时重庆《新华日报》上有这样的报道，但亦无足够的旁证，且后来他本人也不承认。后为统战工作计，不再追查此事；三是说病亡，这是一种猜测，认为格达死因当时就没有确凿的被害证据，既不是福特害的也不是拉鲁害的，是自己病死的。有资料说：“昌都大活佛的管家仁钦登珠在追悼格达活佛时说，人吃五谷焉有不生病之理，生了病就有死的危险，格达活佛可能是生病死的，不是中毒死的。”
关于格达之死，福特回忆录中写道，火化通常是处理活佛尸体的办法，但是“圆寂后通常不会这么快就被火化”。一般来说，“必须留有时间让死者的灵魂离去。这是引起我的怀疑的第一个事情”。不久他又发现有关格达之死的其他异常情况。作者说，“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格达是被谋害死的，我想我知道是谁害了他，但愿他永远不会被发现”。福特还认为，通过调查，“他们一定会发现不可能是我谋杀格达，既不是我本人给的毒药，也不是通过我的仆人或工作人员给他提供的毒药”。
格达活佛身死之迷，虽是“害”与“病”一字之差，意义非同小可，政治影响很大，更重要的是否符合历史事实。总之，福特的回忆印证了格达被害致死的肯定性，从而排除了病故的说法。究竟是谁亲自毒害了格达喇嘛，我们不得而知。其实也不需要弄清楚是谁亲手毒害了格达活佛，能够证明格达活佛是被害死已经可以说明一切。否定格达活佛被害的目的，是想替帝国主义在昌都的势力作遮羞布，也想试图说明人民解放军解放昌都师出无名。
记者：帝国主义势力在西藏的存在和分裂与反分裂斗争是什么关系？
王小彬：有帝国主义势力的存在就会有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这个斗争从19世纪末开始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了。长期以来有人一直否定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西藏的存在，不承认格达活佛是被害死的，甚至否定西藏存在分裂与反分裂斗争。
前些年香港出版的《毛泽东与达赖、班禅》一书中就提出：一些既得利益者和伪藏学家们，从一己私利出发，篡改和伪造历史，杜撰一套汉藏两个兄弟民族和祖国大家庭里“分裂与反分裂”的历史，胡说什么“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时起时伏的”。这个说法完全是站不住脚的。作者公开诋毁和反对中央文件中对涉藏反分裂斗争准确的客观的科学的定论。“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时起时伏的。”这是个客观存在，是符合西藏的历史和现实的。帝国主义势力虽然被从中国西藏驱逐出去了，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涉藏事务上依然公开支持达赖集团的“藏独”活动。分裂活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有时表现得激烈，有时暗流涌动。
与以往不同之处在于，过去西方帝国主义势力是把“西藏问题”作为分裂中国的突破口，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企图把“西藏问题”作为牵制中国和平发展的着力点。这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