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德赛二先生困境”是因为“中国传统无逻辑”
哲学家张申府说：“西洋文明，自古及今，最大的特色，一言以蔽之，不外乎逻辑。”新文化运动时期，先进的中国人从西方请来了讲民主的德莫克拉西和讲科学的赛因斯，但命运多舛，科学在“大跃进”和十年浩劫中几乎全军覆没，“钱学森之问”更是中国所有大学的集体尴尬；民主更是众所周知的“政治心结”，连宪法、党章规定的选举，还处在基层步履坎坷的落实之中。德、赛二先生水土不服，根源之一是那时的知识界没有大张旗鼓聘请逻各斯“逻先生”!
“逻辑”(Logic)一词源自逻各斯(Logos)，具有客观性、工具性和全人类性三大特点，是正确认识客观事物、“利用已知求未知”的理性思维科学。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最早使用这个概念，说逻格斯是隐秘的智慧，斯多亚学派强调逻格斯是宇宙事物的理性规则。西方主流观念则认为，上帝用逻辑创造世界，人类用逻辑认识世界。例如维特根斯坦说逻辑是“类似于上帝意志的东西”，爱因斯坦则说逻辑是造成西方科技日新月异的根本原因。严复把逻辑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强调逻辑是“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由于逻辑没有深入人心。对传统文化没有从逻辑层面甄别，逻辑被淹没在急风暴雨的革命洪流中，才是中国连续爆发“人祸”的总根源之一。
说到科学，中国无法回避的尴尬现实是：除了所谓四大发明之外，几十年前老百姓还把煤油叫“洋油”，把机织布叫“洋布”，把火柴叫“洋火”。螺丝钉、拉链、塑料、电脑、手机…--都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你很难列举出中国有哪些众所周知的现代发明!
爱因斯坦认为“中国无科学”，他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作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
但“中国无科学”观点并非爱因斯坦最早提出，而是陈独秀、胡适、梁漱溟、冯友兰、任鸿隽等中国名家的共同结论。冯友兰在《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中说：“中国没有科学，是因为按照她自己的价值标准，它不需要。”马克思批判小农经济说：“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
爱因斯坦的伟大之处，是指出了“中国无科学”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无逻辑”。这触犯了民族主义之大忌，所以我们的主流媒体大力歌颂撰写《中国科技史》的李约瑟，却对爱因斯坦这至关重要的观点讳莫如深。其实王国维、郭沫若、杨振宁和港台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著名学者，也都认为“中国古代没有逻辑学”。
岂止一个爱因斯坦?“中国没有逻辑学”基本上是世界公论。法国思想家列维一布留尔读了司马迁的《史记》后，对中国关于星象和人事直接相关的“天人感应”观念大为震惊，因为这和欧洲人的观念背道而驰。于是他收集中国和其他停留在原始状态的民族民俗资料，撰写了为他赢得国际声誉的《原始思维》。我在读商务印书馆这本“汉译世界学术名著”时，时时为他所举的中国例子而羞愧。甚至读到“菲吉人认为踩了谁的影子就是给谁极大侮辱”时，我立即想起小伙伴们一闹矛盾就踩对方影子、因此打架甚至头破血流；山区妇女抱小孩外出要插几根桃枝“避邪”；我夸某退休干部种的南瓜很可爱，他却急忙制止我，说手一指小南瓜就要萎缩!这种反逻辑的民间禁忌，在现代城市也有许多信徒。
列维一布留尔评价中国古代科学时说：“它产生了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病理学、治疗学以及诸如此类的浩若烟海的百科全书，但在我们看来，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扯淡。”这当然让中国人生气，但事实上除了个别闪光碎片外，传统科技已经被时代淘汰了。
再说民主。权力的自私本质，决定了许多统治者不会主动推进民主，加上几千年皇权专制、国民愚昧，中国的民主只能是坎坷挫折、步履蹒跚。以慈禧太后为核心的清政府故意拖延宪政改革，致使中国失去了仿效英国保留王室温和改革的宝贵机遇。袁世凯复辟使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甚至导致了日本疯狂侵略。蒋介石抗战胜利后头脑膨胀，“一山不容二虎”的结果，是共产党以排山倒海之势结束了他的金陵春梦。但退居台湾后他仍大搞个人崇拜一党专政，直到蒋经国晚年才完成化蛹成蝶的民主进程。延安时期毛泽东用民主回答黄炎培怎样跳出“历史周期率”，《新华日报》很多文章对美国民主推崇备至；但毛泽东执政后却逐渐向个人集权的方向发展。因为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导致了一系列严重失误。
逻辑的中国命运特别坎坷。清华大学1926年创办哲学系，仅招到沈有鼎一个学生，金岳霖一个人既任系主任也教逻辑学，“一师一生称一系”令人叹息。建国后逻辑学更是举步维艰，“一度将现代逻辑视作帝国主义时代为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伪科学”。十年“文革”就是极权主义的反逻辑浩劫。正因为民众不具备最起码的逻辑思维，所以疯狂吹牛的“大跃进”和自我毁灭的“文革”，都能全民响应颠狂热昏。大饥荒导致三千多万人非正常死亡，教训惨痛。文化老人叶青山因此说“绝大多数中国人没脑子!”
中国的“文革”浩劫是“以革命的名义”煽动“阶级仇恨”，是非理l生的群氓政治。极左“理论”中充斥的反逻辑和反常识的思维方式，虽然受到一定的抵制，但仍无可挽回地扩散开来，其结果是导致全民互斗、人人自危的荒唐局面。偏执狂热比无知更可怕，广大青年被极“左”理论洗脑，才是危害中国社会的根源!
《群氓之族》、《乌合之众》和《通向奴役之路》都已经成了世界名著。逻辑就是理性的化身。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界必须重新确立逻辑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的地位。
二、儒家经典与术数巫祝的反逻辑传统
墨家学派注重科学研究逻辑，却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皇权专制扼杀在摇篮里，专制政治体制导致神圣理论“定于一尊”，摈弃了讲理的逻辑，弘扬了讲礼的等级。那些鼓吹“中国有逻辑”的论著，都是用古籍的只言片语勉强拼凑的。有的甚至用政治大帽子打压不同意见，例如汪奠基说：“所有过去这些对待中国逻辑史的虚无主义思想，正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社会形态。它们剽窃了外国哲学史的教条，来忠实地替帝国主义哲学史家伪造‘中国没有逻辑科学’的谎言，但是这些反科学历史的主观唯心论的幻想，早已被我们人民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一历史事实所驳倒。”但正如程仲棠的质疑：“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一历史事实”与中国古代有无逻辑学的学术问题有何相干?无非是“拉大旗作虎皮”，借“中国革命”的名义剥夺中国古代无逻辑学的话语权。
列维一布留尔说：“原始思维神秘力量的作用和表现，完全不顾逻辑及其基本定律——矛盾律的要求。”停滞在原始思维的民族不但不能觉察和
深究矛盾，并且稀里糊涂接受矛盾。就在被皇权奉为神圣经典的儒家学说里，互相抵牾之处俯拾皆是。《论语》、《孟子》和《易经》存在着大量自相矛盾的逻辑错误，是中国无逻辑最有力的证明。
例如孔子“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句话，在《论语》里两次出现，说明很重要，相当于毛泽东的“照过去方针办”，但要求只办三年。从逻辑上讲，父亲如果正确就没必要改，如果错误就没必要再等三年。孔子不说父亲正确不正确，只说三年不能改。朱熹《朱子语类》卷二十二就有人议论说：“若父之道已是，何用说无改，终身行之可也。事既非是，便须用改，何待三年?”“既合于道，虽终身守之可也，奚止三年?若不合于道，如盗跖之所为，则不得不改。”逻辑上只有第三种可能，即“若其事虽不善，无甚紧要，亦姑守之以待三年。若遽改之，是忘其亲也”，这才符合逻辑。
再如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文化落后的国家即便有君主，也不如中国没君主。但后来他却又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想想吧，他的主张在文化底蕴丰厚的国家尚且行不通，去没有文化的夷蛮海外，又怎能行得通?太不讲逻辑。
例三，孔子多次说过“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但《论语·乡党篇》却记载着他肉“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沽酒市脯不食”。
更严重的是孔子在当官问题上自相矛盾。他主张政治清明才能当官：“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但实际上孔子想当官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连叛臣乱贼召他去当官他也动心。《论语·阳货篇》告诉我们：公山弗扰造反召孔子当官，他非常想去，子路很不理解，说：没地方当官算了，您怎么能去公山氏那里呢?孔子只好辩解说：我想复兴文武之道啊!佛肿造反也召孔子当官，孔子又动心了，子路只好用他以前教导学生的话劝他，没想到孔子竟批评子路：“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我难道是葫芦吗?难道能像葫芦一样吊起来不吃不喝吗?”诸如此类反逻辑的例证，《论语》中还有很多，恕不一一。
孟子继承孔子衣钵，逻辑观念更加混乱。孟子批判杨朱个人主义和墨子博爱观念时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这是什么混账逻辑?杨朱主张为自己，就是不要国君；墨翟提倡爱众人，就是不要父亲；不爱国君不爱父亲，那他们就都是禽兽。依此类推，胡适大声疾呼“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孙中山常题“博爱”赠人，按照儒家理论，胡适、孙中山岂不都是“禽兽”?
还有，孟子说“仁人无敌于天下”。孟子自己算是个仁人吧，他为什么没有无敌于天下?孟子又说“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孟子还说“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请问孟轲先生：既然违犯道义在老婆孩子那里都行不通，怎能“不仁而得国”呢?既能“不仁而得国”，怎么就不能“不仁而得天下”?
其实儒家压根就错了!历史证明，众多血腥残暴统治都行得通。且不说几千年皇权统治不是靠仁义，日本鬼子得了半个中国的天下，靠的也不是仁义吧?王充早写过《问孔》、《刺孟》质疑孔孟逻辑矛盾，可惜被主流意识形态故意冷落掩盖。
再看易经的逻辑。《周易·系辞下》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对此我们只能感受到强烈的巫术精神，感受到智慧与蒙昧缠绕的认识困境。好好想想吧，根据天象和鸟兽之文画一些简单符号，再用几十根草棍摆弄摆弄，怎么就能“以通神明之德”了?《周易》根本没有告诉人们预测吉凶、窥探天机的逻辑原理。
易经的八卦取象更是让人如堕五里雾中，连一些专家学者也不知所云：“八卦的取象令人莫名其妙，如乾为天、为阳，但何以又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果木?坤为地，为阴，但又何以为文?为柄?同象事物划分的根据也很驳杂，或据外部的联系，或据表面形似，或由比类推引而成。这些状况，都说明八卦取象不能成为科学意义上的认识论范畴。”因为易经没有环环相扣、不容置疑的逻辑推演，只有现象归纳，所以杨振宁先生说：“《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诸如星占、风水、六壬、太乙、奇门、运气、占候、卜筮、命理、相法、堪舆、符咒、择吉、杂占等推算未来、趋吉避凶的各种方术统称术数，基本原理都是易经八卦、阴阳五行和河图洛书，古人认为通过这些便可沟通神秘的未知世界，其实严重影响了国人思维。时至今日，无论是电话、手机，还是汽车牌照的吉利号码，人们仍趋之若鹜。吉利数字之所以能够拍卖出令人咂舌的天价，就是权贵富豪们相信这些数字有支配命运的神秘奇妙功能。靠“万物有灵”论和“数能通神”论吃饭的算命大师风水先生，无论在民间还是在官府都很有市场。
对于启蒙目标而言，绝大多数公民与逻辑的距离，就是中国与世界现代化的距离。
三、逻辑问题与中国的社会问题
伟人黑格尔说过一句很毒的话：逻辑到了中国就行不通了。
逻辑混乱的儒家成了历代统治阶级神圣不可侵犯的意识形态，这导致整个中华民族的逻辑观念都比较混乱，不讲逻辑的现象比比皆是，很多人都见怪不怪，习以为常。
义和团“反洋扶清”烧教堂杀洋人，其团按八卦取名如乾字团、坎字团等，服色源自九宫八卦。他们不仅供奉玉皇大帝、洪钧老祖、张天师、黎山老母和关圣帝君各路神仙，甚至还有唐僧、孙行者、猪八戒、张飞、赵云、黄飞虎。屡屡有义和团师傅们跑到清军那里，要求演示“刀枪不入”功夫，挺起肚子逼着人家用洋枪打，结果被当场打穿肚皮送了命。失败了只需要再编个理由，例如攻西什库法国教堂失败，就胡说“惟洋人有万女旄一具，以女人阴毛编成，在楼上执以指麾，则义和团神皆远避不能附体，是以不能取胜”。也不仅是义和团，《夷氛闻记》载：英军夷炮处在“风波摇荡中”的舰船上，中方炮台在陆地固定不动，但夷舰大炮总能击中我，我却不能击中夷，参赞大臣杨芳认定英夷“必有邪教善术者伏其内”，于是“传令甲保遍收所近妇女溺器”作为制胜法宝，将马桶平放在一排排木筏上向敌舰冲去，结果全然无用，英舰长驱直入，杨芳急忙撤回广州内城，与英军“休战”。遗憾的是国人至今仍不醒悟，官场迷信风水算命的丑闻接二连三。官员尚且如此，况民众乎?
在极权主义之下，比不讲逻辑更可怕的是反逻辑。
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揭露斯大林时代的反逻辑罪行：“也许党知道罪行，但是不知道谁是罪人；比清楚地知道谁是罪犯更重要的是惩治罪行，因为倘若没有这种惩罚，历史就不会进步，而只能在它的过程中倒退。所以，你要么是犯
了罪，要么响应党的号召，去扮演罪犯的角色——在这两种情况之下，你都在客观上变成了党的敌人。如果你不坦白，你就不再能通过党来推动历史，就变成了真正的敌人。这种论证的强制力量是：如果你拒绝，你就自相矛盾，由于这种自相矛盾，就使你的生命毫无意义。”最后的惊人结局是“布尔什维克的整肃成功地使它的受害者坦白他们从未犯过的罪行”。
极左时代的中国竟然出现过“清官比贪官更坏”的思潮。其混账逻辑是：“贪官坏，是因为他们鱼肉、欺压百姓，给劳动人民带来很多苦难，这固然可恶。但是清官却比他们坏得多，因为在黑暗的旧社会，如果官员不贪污，让老百姓吃的苦少了，劳动人民就不那么仇恨官府、仇恨旧制度。清官缓和了阶级矛盾，麻痹了劳动人民的觉悟，大大延长了旧社会制度，所以比贪官更坏。”
“文革”前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天天早晨开始先播《东方红》，称“他是人民大救星”，晚上结束时又播《国际歌》，高唱“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两支互相矛盾的歌一起播放十几年，全国人民大多熟视无睹。
“文革”时不讲逻辑现象登峰造极。全国人民齐上阵口诛笔伐，甚至开动国家机器批判资本主义“复辟”，教科书却说中国没经过资本主义阶段。报刊广播连篇累牍发文章批判头号走资派刘少奇，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被打成走资派。所谓“三自一包”(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农贸市场和包产到户)，是刘少奇1962年为解决“大跃进”造成的全国“三年大饥饿”而推出的救命政策，后来却成为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状。其实前三十年我们连资本主义概念都没弄清，真正的资本主义是“三位一体”，即现代大工业、市场经济和政党竞争。刘少奇推行的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和资本主义根本就八竿子打不着。而当时人民公社集体生产，倒和封建时代“井田制”非常相似。如果说刘少奇推行的就是资本主义，中国完全可以宣布秦、汉、唐、宋都是资本主义社会，是美、英、法、德等资本主义国家八百辈子老祖宗!
派贫下中农文盲半文盲管理学校，派工宣队领导高校和科研机构，大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大学招生号召学习白卷英雄……如此荒唐充分说明了中华民族没有逻辑思维，让全世界看尽了笑话。
张岱年发现了一个让世界吃惊的特点：中国圣贤蔑视逻辑，根本不屑于推理论证，直接把结论塞给读者。“中国哲学不注重形式上的细密论证，亦无形式上的条理系统”。“中国思想家的习惯，即直截将此所悟所得写出，而不更仔细证明之。所以中国哲学家的文章常是片断的。但中国哲学家并不认为系统的长篇较断片的缀集更为可贵。中国思想家并不认为细密论证是必要的；反之，乃以为赘疣”。
例如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八亿人民，不斗行吗?”按照逻辑要求，毛泽东必须把斗与不斗的各种情况全部罗列出来：人数在多少以内可以不斗，不斗的原理是什么；人数达到多少之后就必须斗，必须斗的原理是什么。就像科学家对自然水进行反复研究实验之后得出的结论：在正常气压下，摄氏零度是冰点，摄氏一百度是沸点。这个结论经得起任何人反复验证，谁不服都不行。
时至今日，不讲逻辑的现象相当普遍。我们最不讲逻辑的问题，绝不只是所谓“不想当裁缝的厨师绝不是好司机”之类的幽默调侃。例如有首著名歌曲唱道：“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和海外华侨网上提抗议：十月一日是中国的生日，难道炎黄予孙在1949年以前竟然没有祖国?再如许多文章和歌曲把党比成了母亲，但那些缔造党、领导党的领袖们，却说自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这在比喻层面就乱套了。宪法、文件说人大是最高权力机构，其实大家在实际感受中差距很大。说工会的神圣使命是维护工人合法权益，但在工人维护合法权益的群体事件中，却没有工会的声音和影子。还有举国上下庆祝“辉煌六十年”，把邓小平好不容易彻底否定的“十年浩劫”也算成辉煌，实在说不过去。此类不讲逻辑的例子还有很多。勿庸讳言，凡是逻辑上经不起推敲的东西，在实践中也只能是刻舟求剑南辕北辙。执政党应该责令理论界逐步予以清理，否则肯定影响中国的发展。
列维一布留尔的至理名言是：“不同的思维样式将与不同的社会类型相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就把逻辑列为七大基础学科之一，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则把逻辑列为五大学科之首。温家宝说“我上学时最大的收获在于逻辑思维训练”。钱伟长强调“更关键的是逻辑思维，有了这个习惯以后，就有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它会带你走向无数个成功”。但今日中国逻辑学却非常冷落寂寞，《光明日报》2010年5月26日靳晓燕文章《你还记得逻辑课吗》，认为逻辑思维训练空缺，是目前最突出的教育问题之一，且不说中学没有专门训练，连许多大学也取消了逻辑课，甚至有的重点大学哲学系也不开逻辑课。
启蒙必须让逻辑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让我们记住张申府的结论：“假使人能多懂一点儿逻辑，假使人能遵守些逻辑规律，许多政治问题，许多社会问题，许多人事问题，一定都容易解决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