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五四时期，恋爱与婚姻题材是问题剧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欧阳予倩的《回家以后》和《泼妇》是其中的代表作，尤其在塑造女性形象上，两篇作品各有不同的风格和特色。本文通过对剧本中几个性格迥异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来探究剧作家独特的女性意识产生的根由，揭示封建礼教摧残下女性的性别悲剧，进而对女性的生存状态进行反思。
【关键词】 女性意识；个性自由；劣根性
欧阳予倩是现代话剧的开拓者之一，也是一位持有进步妇女观的剧作家。在五四时期反对封建旧道德和男尊女卑的大潮的影响下，创作家庭问题剧成为一种趋势，欧阳予倩也开始从改编小说笔记转变到书写现实社会中的种种丑恶现象，对封建礼教进行无情地暴露和抨击。在他转变后的早期剧作中，就有不少以此为主题的剧作，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回家以后》和《泼妇》。在这两篇独幕剧中，作者分别刻画了四个性格各异的女性：传统女子吴自芳、外国留学生刘玛利、娜拉式新女性于素心和旧式小妾王氏。她们四个人分别代表了五四时期社会上不同的女性典型，通过对四位女性的形象分析，可以从中剖析出女性悲剧的缘由与实质，从而对剧作中女性的悲剧命运作出全面合理的解读。
一
所谓新式女子，是指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一部分女性开始觉醒，反对封建礼教、思想禁锢，主动追求个性自由、婚姻自主，要求人格独立。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是她们的榜样，不想再靠着给丈夫耍把戏过日子，而要去寻找属于自己的自由，寻找对自己的责任，新女性们就此开始发现人、发现自我、反叛家庭、离家出走。
在《回家以后》和《泼妇》两部剧作中，最为典型的新式女子是《泼妇》中的于素心。她受过新式教育，与丈夫陈慎之自由恋爱结婚，然而这看似美满的姻缘却依旧逃脱不了封建社会环境的浸染。陈慎之讨了小妾知道自己理亏，想要借开会之由溜之大吉，素心对他的软弱实在忍无可忍，她对陈的斥责说出了千千万万被压迫被遗弃女子的心声，她不仅勇于维护自己的尊严和人格，甚至替同是被害者的小妾想方法谋出路，让她“受些相当的教育”，成为一个自立的女人。从于素心的出走我们很自然地可以想到娜拉的离家出走，而两人的出走并非完全相同，娜拉出走是离开玩偶的地位去独立思考，弄明白是自己正确还是丈夫海尔茂所维护的法律、道德正确；而素心对丈夫和自己所代表的思想、道德到底谁正确的问题已有充分的自信，所以表现了战而胜之的气概。[1]她勇敢地喊出“女人家在世界上，讨了男人欢喜就完了吗?”来表达自己对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现状的不满和反抗。这种敢于追求独立人格的精神正是当时“五四”精神的高度升华，并将反封建的主题推向了高潮。相比之下，《回家以后》中的美国留学生刘玛利只能算是个“伪新式女子”，她自恃受过国外的高等教育，称陆治平的父亲和岳父是“半开化的人”，在她的身上我们找不到可以学习的地方，却可以处处看到她在西方工业文明的熏陶下表现出的金钱至上的物欲主义。身为中国人，却一点都不懂得尊敬长辈的传统美德，质问陆治平的父亲陆期昌有多少遗产留给治平，并说“儿子过了二十一岁，就不归父母管束。如今的年月，除非是父亲有很多的遗产，才有资格管束子女呢。”[2]多么荒诞无理的一套说辞，怪不得吴有述用“野人”来形容这个浸润了欧风美雨的“假洋婆子”。
《泼妇》中对小妾王氏虽然着墨不多，但是寥寥几笔便把一个愚昧无知的旧式女子展示在读者面前，当于素心问她是怎么来的时候，她只知道是这儿少爷讨她来的，一切都由不得自己；当素心告诉她，要给她自由，叫她做一个有用的人时，她的反应却是“很为难”，却又“无可如何”，这种女子是最值得同情也最应该接受改造的人，因为她们甚至意识不到自己拥有自主、自由的权利，心甘情愿被别人摆布。吴自芳虽然是乡下人家的传统女子，没有接受过新思想的洗礼，但是她不愿做一个盲目无知的人，种花念书已成癖性，再加上贤惠、宽容的美好品德，因此在她的身上新旧女子的界限并不那么清晰，尤其是和刘玛利的急躁蛮横对比，更显出她的从容大度和温柔敦厚。但因为她始终还是依赖男性社会所带给的安全感，所以心理上仍然存有依赖性，剧中的她选择了即使离婚之后也愿意继续留在陆家侍奉老人，做陆家的管家，又可以看出传统女子身上逆来顺受的劣根性，虽然她保住了自己的婚姻和丈夫，但是仍旧被这个重男轻女的社会所束缚所压迫。
二
探究一种现象背后的原因，不应只从道德主义出发来评判是非，而应该将这种现象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来考察，正如劳逊评价易卜生的戏剧人物，认为“他们的斗争是伦理的，而不是社会的；反抗的是习俗，但不是产生习俗的社会条件”[3]，而恰恰这种社会条件才是一切封建旧伦理形成的罪魁祸首。“五四”时期，虽然新思想像潮水一般涌向中国，但是几千年来女性地位的低微却是无法轻易逆转的事实，当时的社会为女性提供的独立谋生的机会非常少，女人与男人依旧是不平等的，所以一些女性将结婚当做自己的终身职业，因为离婚对于她们来说就意味着被遗弃，被抛弃的女子不仅受社会贱视，而且在以后的婚姻中也是被歧视的对象。所以吴自芳即使离婚也甘愿留下照顾祖母，做陆家的管家，这是当时残酷的社会现实所造成的。在当时社会现实的影响下，人们的道德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陈慎之认为要做新人物必须有个姨太太才是合情合理的，反之，则会被人瞧不起；陈慎之的姑母也劝于素心说：“男人家见一个爱一个也是常事”。素心面对着一家人顽固不化的封建旧思想，个人的力量显得单薄而悬殊。鲁迅曾在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著名演说中冷静地指出：“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这让我们很是为于素心出走之后的境遇感到担忧，当时的社会无法给一个离异后的女子提供平等自由的环境，只要这种社会大环境无法改变，封建旧伦理就仍然会在社会中存在衍生。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中国戏剧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西方的各种戏剧流派，如现实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现代主义流派，对中国的新兴话剧产生了影响，其中以现实主义的影响最大也最为深刻。易卜生的问题剧是其中的代表，他可以把对家庭、社会中种种束缚人的个性的陈腐、虚伪的道德、法律、宗教的暴露和批判揭露在人们面前，呼唤着社会上有良知、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来一同批判社会、改造社会。于是，关于人生问题、社会问题、家庭问题、爱情问题、妇女问题等方面的素材开始受到剧作家们的重视，其中呼吁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剧本又是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分支。欧阳予倩的《回家之后》和《泼妇》便是这一时期中家庭问题剧中的代表作，如果说前者在塑造吴自芳人物形象的时候还有多多少少的复古倾向的话，后者中的于素心则完全褪去了传统旧式女子的软弱和顾虑，大胆地追求人性自由，通过与罪恶家庭的决裂，进而抗议当时那个祸国殃民的社会。对刘玛利的性格塑造则反映出当时一部分留学生出国之后不仅没有学到国外进步的新思想，反而将中国女性身上应有的传统美德也一并抛弃，成为了不三不四的伪新式人物。
除了当时的社会条件和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之外，欧阳予倩与妻子刘韵秋“先结婚后恋爱”的人生体验是影响他塑造《回家之后》中吴自芳的一个主观原因。欧阳予倩开始不接受这种旧式的婚姻，结婚后，她发现新娘不是他想象中的盲目无知的旧女子，而是聪明能干、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大家闺秀。在他追求戏剧事业的道路上，刘韵秋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和鼓励。吴自芳的身上有许多韵秋的影子，聪慧能干、识大体，所以作者可以塑造这么一个似新似旧、非新非旧的女性也就不难解释了。然而此剧一上演，就遭到新文化激进派的猛烈抨击，不少评论家认为这是在宣扬旧道德，具有明显的“复古”倾向，认为吴自芳是“家族主义下的女性典型”，反映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下的逆来顺受。这种书写在当时激进的环境下是不允许存在的，因为不符合社会的总体潮流。但是，吴自芳终究拥有了自己的归属，而于素心最后何去何从却无法得知，谁才是真正的赢家，评判标准不一样，得出的结论也终究不同。吴自芳舍去了自己的自由，赢得了婚姻；于素心得到了人格上的自主与独立，代价却是失去了完整的家庭。然而，当时正处于“五四”宣扬自由与民主的时期，剧作家通过对于素心形象的塑造告诉迷茫中的女性：比爱情、家庭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人格尊严和人性自由，如果连人的这两项最基本的权利都不曾拥有，那才是最可悲的。要想取得双赢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困难的也是不太可能的，要想改变女性悲剧的现状，就必须解构男权世界的独霸专权，才能使女性真正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 陈白尘,董健.中国现代戏剧史稿[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
[2] 赵家璧.中国新文学大系[M].上海：上海良友出版社,1935.
[3] [美]劳逊.戏剧与电影的剧作理论与技巧[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