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将斥资300亿元在济宁市修建“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冲击波犹在，耳边又传来广东省中山市将在三年内投入100亿元创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消息，再加上早已炒得沸沸扬扬的浙江横店集团执意融资200亿元复建圆明园的事件。这一切似乎表明国人对文化工程情有独钟，试图到处搭建脚手架来大干一番文化事业。
应该说，投资巨大、规模庞大、声势浩大的文化工程，无论是新建还是复建，并不完全是一个坏事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弘扬和复兴中国文化，总需要有一些建筑、场所、工程来体现，以供人参观浏览和凭吊感叹。但是，这种着眼于文化工程的浪潮，总是或多或少给人一种文化事业“与钱偕行”的不良印象。此外，还有不少人认为“金钱所至，文化遂成”，但很难说这不是一种把文化事业当作“政绩工程”或“面子工程”的官僚习性。至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功利目的，则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然而，文化与其说是关乎金钱，毋宁说是对“资本僭越”和“金钱万能”的一种抗拒和抵制。孔子曾经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他还夸奖自己的高足颜回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颜之乐何在?就在于“乐道”，亦即对道德观念和文化理念的遵循与体任，而不在于外界的、物质的诱惑。佛教禅宗的做法比之儒家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谓“呵佛骂祖”，就是告诉人们不能执著于外在的、表象的文化成规，而是要在心中确立信仰的尺度。要言之，中国文化复兴的关键在于文化信仰和精神理念的继承与弘扬，其次应是人伦日用和风俗习惯的改善和敦化。至于富丽堂皇的文化建筑和规模庞大的文化工程，则是细枝末节、可有可无的问题了。
说到这里，不禁使人想起民国时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的一句广为流传的话：“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我们不妨套用这句话说：“文化者，非工程之谓也，乃信仰之谓也。”同样是民国时期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在《论美育的实施》一文中曾明确反对对古迹的重建和修复，认为这样做会破坏历史文化的厚重感和苍凉感。与此同时，他也对在古迹周围修建新的建筑尤其是西洋建筑表示反感，认为这样做会破坏古迹的整体感和谐调性。西湖周围修建西洋建筑就被他视为大煞风景的事情。
蔡元培的观点在犹太人对待自己的历史废墟问题上得到了印证。古犹太人在今耶路撒冷老城区有个宗教和政治中心叫所罗门圣殿，1500年前毁于古巴比伦人之手，只剩下一段残垣断壁。后来犹太人被驱赶流浪至世界各地，但千百年来不时有人来此残垣断壁哭泣以寄托故国之思，因此该墙名日“哭墙”。如今，“哭墙”破败依旧，但仍被犹太人视为团结和奋斗的象征，并依旧作为重要的宗教活动场所，但却从未修缮过，更不曾重建或新建一个所罗门圣殿。这绝不是因为以色列没有财力和能力，而是因为犹太人认为历史废墟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和信仰。
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类似读经习礼、传统节日、风俗习惯等问题都很重要，特别是把相关课程纳入到从小学到大学的国民教育体系之中，从而把中国文化的种子植入孩子们的心灵，更是培本固基的事情。仅前面提到的三个工程，总耗资就将达600亿元，如果作为文化教育投入，则中国的两亿学生平均每人可获得300元的资助，无论是教材书籍还是教学设施，抑或是师资培训，都将获得很大的改观。所以，复兴中国文化应该找准用力处，而不应该盲目投入巨资搞些无甚大用的文化工程。
无论如何，实施规模庞大的文化工程，都需要慎之又慎。特别是，文化工程里面切莫有“铜臭气”。毕竟，脚手架搭建不起来文化大厦，因为文化的根基在于人们的心灵和信仰，遵从和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