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古代区域民俗的采录与研究最早始于《诗经》，经过古代、近现代和当代无数学者的努力探索，我国区域民俗研究在20世纪末已取得重大成就。展望21世纪，我们应该调整视角，强化区域民俗基础理论研究，关注民生现实，注重区域民俗的立体性研究，构筑我国区域民俗学的理论大厦。
[关键词]区域民俗研究；回顾；展望
[作者简介]陈丽琴，东南大学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江苏 南京210096；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广西 南宁 530006
[中图分类号]C9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8)04－0186－06
早在《诗经》时代，我国的文献古籍就有关于地域民俗方面的记录与研究，20世纪初发韧和开展的民俗学运动进一步促进了我国区域民俗的采录与研究，1949年后，我国区域民俗的研究则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学者对区域民俗文化的理性认识，正是这样经过一代又一代的长期探索而不断深化的。在历史的车轮已经驶入21世纪的今天，对我国历代区域民俗的采录与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展望其研究趋势，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我国区域民俗研究的历史回顾
(一)我国古代区域民俗的采录与研究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地形复杂，民族众多，民俗文化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各地民俗文化在我国古典文献中得以保存，有数以百计的专门记录，而散布在浩如烟海的经、史、子、集里的材料更是难以计数。最早记录我国区域民俗的文献古籍可以推及《诗经》，之后涉及地区民俗的典籍有《山海经》《尚书·禹贡》《仪礼》《吕氏春秋》《列子》《史记》《汉书》《水经注》《三国志》《晋书》《宋书》《周书》《南史》《北史》《旧唐书》《西京杂记》《吴越春秋》《华阳国志》《洛阳伽蓝记》《齐民要术》《搜神记》《风土记》《荆楚岁时记》《酉阳杂俎》《太平广记》《岁时广记》《秦中岁时记》《蛮书》《东京梦华录》《岭外代答》《都城纪胜》《武林旧事》《蒙古秘史》《岳阳风土志》《蛮溪丛笑》《古今谚》《元史》《广东新语》《东番记》《燕京杂记》《燕京岁时记》《粤风》《粤东笔记》《越谚》《土风录》《西藏见闻录》等等，不一而足。这里我们择几种典籍作简单的介绍。最早分区域记述地理状况与风土人情的著作，当推《山海经》和《尚书·禹贡》。《山海经》记载有神奇瑰丽的上古神话，也保存了丰富的各地民俗资料和史地文献资料，以山为纲，按南、西、北、东、中方位，由内地到外地，再到边远地区，记述了远及黄河、长江之外的广大地区的山川、道里、物产、族群、巫术、祭祀、药物和原始风俗等，是十分珍贵的。《尚书·禹贡》的作者已掌握了自然分区法，对每区的山水、物产、交通以及有关风俗的大势，作了简洁扼要的描述。只是这两部杰作对风俗的论述所用笔墨较少，民俗文化理性的认识依然处于萌芽阶段。《史记》记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也保存了自远古到汉武帝时较系统的各地民俗资料。《汉书·地理志》记载了汉朝各地的风土人情，为著名的记录地理区域民俗的古籍。《荆楚岁时记》是较早出现的记载地区岁时风俗的一部专著，首次系统记述了地方岁时民俗生活，专门记录荆楚地区(湖南、湖北)的岁时风俗。《酉阳杂俎》记述了今四川省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唐代秘闻轶事及民间婚丧嫁娶、风情习俗、传奇神话、故事等。《广东新语》分类记载了广东的天文地理、山川矿藏、草木鸟兽、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民情风俗各个方面，并对澳门的习俗有详细介绍。仅从民俗而言，不仅涉及面较广，而且多细注详描，是一部难得的清代地方民俗史料集。其他的，如明清两代普遍修地方志，以各省、府、州、厅、县为范畴，由官方主持修志，全面详细地记载了全国各地的风俗民情。
在古籍文献中，不仅有各地民俗的记录，而且也有关于区域民俗的论述。中国古代学者很早就注意到民俗地域性的特点，并且追寻了民俗差异的根源，发表了不少精彩论说，尤为突出的是区域地理民俗观。如《礼记·王制篇》中“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正是说明了不同地理环境的地区拥有不同的民风习俗。先秦时期，荀子在对民俗的理性探讨中，就已经注意到了民俗的生成与环境的关系。他认为民俗的形成是地域文化逐渐积累和沉淀的结果，即所谓“习俗之所积”(《荀子·荣辱》)。系统而全面的区域地理民俗观形成于汉代。西汉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不仅描述了关中、三河、齐、楚、越诸地的风俗文化，并从天文、地理、人事等多角度综合分析了民俗的地域特点。当此之时，在世界上还有不少的国家和民族大概还昏睡在原始蒙昧之中，而司马迁首先提出中国民俗文化具有地域性特征学说，可以说《史记》的问世，是中国区域民俗文化研究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及至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继续把视野转向风俗与地域关系的论述，进一步扩充了司马迁的民俗区划思想并作了理论升华，将全国分为十二大民俗区域，首先提出：“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的风俗定义，认识到民俗文化的变迁不仅受地域的制约，而且与社会条件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其理论比司马迁更高一筹。班固的民俗见解超越了过去礼俗的围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人们论述民俗的根据，“从此，中国传统民俗学朝着一个比较稳定的新轨道发展”。元代以后的方志笔记著作中也有不少的区域民俗理论。晚清时期的黄遵宪在民俗理论研究上颇有建树，他指出“五帝不袭礼，三王不沿乐，此因时而异者也”；“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此因地而异者也”。认为民俗形成之后，因时间、地点的不同也是可变的，而导致民俗发生变异的两个重要因素是时间和地点。他的关于民俗受时空制约的理论观点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我国现代区域民俗的采录与研究
我国现代民俗学的研究于“五四”前就开始了。较早着手并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大学研究所歌谣研究会。1918年，北京大学在《北大日刊》上发表简章，征集各地歌谣，接着是歌谣研究会的成立和《歌谣》周刊的创刊。《歌谣》周刊从创刊到停刊，搜集到的各地歌谣、谚语、谜语等就达一万余首。风俗调查会成立后，《歌谣》周刊又扩大了征集范围，发表了不少各地的歌谣、民俗和区域民俗研究文章。创刊于1925年的北大研究所的《国学门周刊》，实际上是《歌谣》周刊的扩大，当时准备付印二十一种丛书，其中歌谣研究会编的各地民歌有《吴歌甲集》《吴歌乙集》(顾颉刚)、《北京歌谣》(常惠)、《河北歌谣》(刘经庵)、《淮南民歌》(台静农)、《昆明歌谣》(孙少仙)等，风俗调查会编的各地习俗有《妙峰山》《东岳庙》和《北京市招》等，后因经费困难、时局动荡，只出了部分书。风俗调查
方面以《妙峰山》为代表，有顾颉刚、容庚、容肇祖、孙伏园等人调查北京妙峰山的过程和见闻，还有对妙峰山的信奉、庙会和进香人的情况的详细考察与研究，它是我国现代时期第一次大规模的民俗专项调查，标志着我国区域民俗研究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外，还有《括苍畲民调查记》(沈作乾)、《汕尾新港蛮民调查》(钟敬文)、《神州蛮户调查记》(刘松青)等也是关于一地区或一民族的民俗考察，这说明在我国现代区域民俗研究中，专题和单项的调查研究被放在了首位，这是对区域民俗研究方法的新开拓。1927年成立的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编有《民俗》周刊、《民俗》季刊，发表、出版了许多有关地域性的民俗调查和研究的文章与书籍，如《东莞年节的风俗》(容肇祖)、《安南人的信仰》和《广东北江人的文化现象与体质型》(杨成志)、《苏州风俗》(周振鹤)、《琼崖岛民俗志》(王兴瑞、岑家梧)、《昆明民俗志导论》和《广东瑶人之衣饰》(江应木梁)、《粤北乳源瑶人的宗教信仰》(梁钊韬)等等，显示了我国现代民俗研究的重大进展，民族民俗与地区民俗的调查大大加强，专题研究日益深入。此外还有厦门大学的风俗调查会、中央研究院的民俗学活动、杭州民俗学会、四川民俗学会及各地的民俗学会，其民俗学研究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刊登出版了许多区域民俗文章与书籍，其中《中华全国风俗志》标志我国风俗志的编纂进入了一个新里程。
“把风俗文化作为一门学问进行研究，应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事。”从此我国区域民俗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但掀起了搜集各地民俗的热潮，还对各个地区的风土人情进行了理性研究。这个时期地域民俗的理性研究的重要贡献，在于拓宽视野，全面开展了对中国各地风俗文化的研究与反思，这些文章与专著，尽管在今天看来，有些论述显得粗疏，多属资料的梳理，然其开创之功不可没。是他们把中国风俗文化从先秦诸子到清末思想家，从正史、野史到文人笔记、小说的历史堆积中发掘出来，使其得到了有史以来最完整的梳理，赋予了它们应有的存在价值，并把它推向系统研究的高度，从而结束了各地区民俗文化单纯材料积累的阶段。而那些记录翔实、分析有道的各地各民族民俗的调查报告，“是亲自调查的实录，一洗从前推测诬蔑、夸大、侮辱的说话，字字着实，的是可贵……”在很多地区民族风俗已消失或正在消失的今天，这些各地各民族的民俗材料何其珍贵，它们成为我们研究当时当地民俗的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三)我国当代区域民俗研究
1949年后，我国民俗学研究又一次呈现出一派兴旺的景象。1950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1956年《中国民俗学十二年远景规划》拟定，20世纪50—60年代，完成了对全国各少数民族的调查工作，写出了许多调查报告，在我国民族学与民俗学研究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此基础上陆续编写了各少数民族简史、简志和民族区域自治三套丛书，编写出版了各地各民族的风俗志和大量的民族学民俗学论文专著，展示了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研究民俗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但是，在一段不短的时期里，我国的区域民俗研究仍然侧重于对民间文艺的探研，“关于风俗的破旧立新方面及风俗本身的研究，却没有怎样进行”。文革时期，我国的民俗研究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处于被取消的状态。改革开放后，民俗研究有了全新的发展，全国性和地方性的民俗学会相继成立，不少高校开设了民俗学课程，民俗研究刊物不断涌现，民俗学由一门绝学变为一门显学，区域民俗的研究也得以有新的突破。全国各地都组织人员进行民俗调查工作，各地民俗研究刊物纷纷问世，大量的新民俗调查成果得以迅速刊载，促进了各地民俗研究的深化，提高了区域民俗理论研究的水平。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区域民俗的调查采录和理论研究的论文与著作如雨后春笋，汗牛充栋。
以此同时，我国的民俗学家们也相继注目于区域民俗研究的理论领域，他们提出了许多富有见地的区域民俗理论主张，试图建构我国区域民俗的理论大厦。钟敬文先生非常重视区域民俗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他主张“加强区域调查，同时注意到民族整体文化的把握”。强调区域民俗调查研究与整体民俗文化的把握同样重要，二者不可偏废，这种区域民俗研究的理论主张要比以往的区域民俗观更科学、更深刻，更具指导意义。不少民俗学家也相继提出了民俗具有区域性、地缘性的特点。乌丙安教授详细论述了民俗的地方性特征：“大体上各地区形成的民俗事象，分别构成各种类型的同心圆，千千万万个民俗同心圆的分布与彼此交叉联系，便形成了若干有区分的民俗地域。”首次提出了民俗同心圆、大地域与小地域的民俗概念及其关系，在区域民俗研究理论上属重大突破，具有着深刻的理论指导意义，后来不少学者受其观点影响。陶立瑶教授在他的《民俗学概论》中说：“由于所处的山川地理环境不同，而形成不同的风俗和习惯……有什么样的自然环境，就会形成什么样的民俗。居住地域、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不同，往往形成某一地区的人们，所遵循的民俗也不相同。”张紫展教授在谈到中国的民俗特点时也指出：“我国民俗地区性很强，主要表现在大量的民俗事象都有地区的限制性。”较早提出“区域文化与民间文艺学”民俗概念的是姜彬教授。他认为，“不同的区域，由于所处的地理条件、民族构成和历史政域的不同而各具特色，形成不同的文化”，因此，“区域的研究是研究统一文化的基础，它将使我国的文化得到深层的理解”。他的区域民俗研究理论在民俗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学者称之为中国民俗学学派重要方法之一种。叶春生教授在其专著《区域民俗学》中详细论述了区域民俗学的概念、性质、特点、研究对象与方法，区域民俗的分类原则及文化功能，认为“区域民俗是指特定区域(如岭南、荆楚、关东)内由于人文地理的原因而形成的具有共同特点的民俗事象，研究这些共同民俗事象的成因、特征、功用、关系等的学科，就是区域民俗学”。并对各区域民俗作了深入研究。陈华文教授的区域民俗理论主张颇有见地，他借用人文地理学中文化圈的概念，在《论民俗文化圈》一文中提出“民俗文化圈”的民俗概念，在区域民俗理论方面做了非常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这些民俗学家的理论主张，把我国古代以及近现代以来所形成的区域民俗理论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热衷于我国区域民俗研究的专家、学者为数很多，有的甚至是从地区民俗的采录搜集起步的，他们从各个角度对我国各地的民俗事象进行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理论不断深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秋浦、乌丙安、汪玢玲、孟慧英、江帆、曹保明、宋德胤、施立学、李治亭、赵展等的东北区域民俗研究，邢莉、色音的草原民俗研究，山曼、叶涛、张士闪、黄松等的山东民俗研究，张振犁、陈江风、高有鹏、程健君、孟宪明等的中原地区民俗研究，柯扬、高国藩、阿布都克里木·热合
满、郝苏民、苏北海、袁志广、贾合甫·米尔扎汗、彭金山等的西北地区民俗研究，姜彬、陈勤建、陈华文、叶大兵、董楚平、邱国珍等的吴越区域民俗研究，林河、王建章、巫瑞书、李惠芳、黄永林、张正明、高至喜等的荆楚民俗研究，宋兆麟、杨知勇、白庚胜、邓敏文、邓启耀、巴莫曲布嫫、黄泽、潘定智、于乃昌、陈立明等的西南地区民俗研究，叶春生、过伟、梁庭望、农学冠、司徒尚纪、刘亚虎、罗汉田、刘志文、谭元亨、覃德清等的岭南区域民俗研究，陈国强、林蔚文、陈桂炳、石奕龙、林国平、何绵山、娄子匡、朱介凡、金荣华、陈益源等的闽台民俗研究，等等，是我国区域民俗研究的重大成果。当代众多学者跨出前人的樊篱，从不同角度对我国区域民俗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与钩沉，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探索，使区域民俗研究有了新的突破。这不仅体现在以传统的研究方法，从浩如烟海的各朝代文献史料中梳理出民俗文化，还表现在以现代研究方法，对区域民俗理论作了有益和有效的探索，因而使我国的区域民俗实现了由单纯的材料搜集迈入科学理性研究的飞跃。
二、我国区域民俗研究的未来展望
回首我国区域民俗的研究，发现尚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如研究区域民俗具体事象者多，对区域民俗理论关注者少；传统书斋式的研究尚属多数，田野调查偏少，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力度亦不够；研究方法在传统基础上有新突破，但方法多样化与立体性方面尚待加强；民俗应用方面存在不少误区，整体研究队伍素质不高等等。在21世纪里，我们应该调整视角，加强田野作业，强化区域民俗基础理论研究，关注民生现实，注重区域民俗的立体性研究，不断开拓研究新视野。
(一)加强田野作业。直面现实。走出传统研究的困境
田野调查是民俗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我国民俗学在发韧之初便强调搜集工作，由上述我们对现当代区域民俗研究的回顾中也看出了这一点，但与研究成果相比，我们的田野作业明显偏少，而且在相当多的情况下，研究与搜集之间出现脱节：我们的学者所做的仍是中国传统书斋式的研究，部分民俗搜集家只热衷于民俗志的搜集，对研究缺乏起码的关照。这也是我国区域民俗研究工作中搜集不甚科学、研究不够深入的根本症结之所在。强化学者田野作业的力度，使“搜集人员学者化，研究人员田野化”，是21纪我国区域民俗研究走出危机，迈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长期以来，我们的区域民俗研究专家学者们往往局限于区域民俗学术研究，即便进行田野作业，也总是围绕某课题进行纯学术探讨，忽视了现实问题，缺乏对社会现实的指导，导致研究成为远离现实的空中楼阁。同时，传统的以依靠政府拨款方式进行的民俗研究，经费明显不足，研究工作步履维艰，严重影响了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如何摆脱传统民俗研究的困境，使民俗学研究重焕生机，蓬勃健康发展，这是我们民俗工作者的重任。
由此，很多民俗专家学者提出了民俗学研究要“立足现实，关注民众，贴近民生”的口号，并已开始了实践。然而，如果我们看到有些地区尤其是偏远山区的民众还在固守愚昧落后的民族传统习俗而拒绝现代文明并导致无数悲剧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不少地区尤其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一方面拥有丰富的可以转化为生产力的民俗资源，一方面又生活于贫困之中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目前所做的还远远不够!作为民俗工作者，应关注民众的精神生活，帮助他们移风易俗，使民风更文明、更健康。同时关注民众的物质生活，通过我们的参与研究，帮助决策机构寻找一个切合点，在弘扬文化的同时振兴经济，提高民众的经济生活水平。由此看来，区域民俗的应用研究，其成果不限于著书立说，它可能是创办一所民俗文物陈列室，一座民俗博物馆；也可能是一座民俗旅游景点；也可能是一个社区移风易俗的试验基地；也可能是一个民俗影视的制作；也可能是一个民俗资料搜集和服务中心等等。这些都是利用区域民俗的专业知识，去指导当地的社会生活，武装当地的旅游、博物馆和其他文化娱乐事业，以获得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可行做法。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收入，再投资于区域民俗研究，以改变当前我们研究经费不足之困境，进一步深化理论研究，形成良性循环。
我们应该看到，我国各地民俗色彩纷呈，开发潜力深厚，民俗文化产业化的前景非常广阔。如民俗应用可以推动旅游业的发展，不少人也看到了一点，大办民俗旅游产业，但有办得成功的，也有失败的，鱼龙混杂。这就需要我们民俗工作者以时代的责任感，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去加以指导，引导民俗旅游产业沿着健康方向发展，促进经济的繁荣。只有我们真正直面现实，关注民众的生活，民众才会关注我们，我们的民俗研究才会走出困境，焕发出勃勃生机。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区域民俗应用并不是与区域民俗理论研究对立的。理论研究应该加强，但理论研究不是终极目标，更不能远离社会束之高阁，而应以民俗理论介入社会，干预生活，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发扬良俗，建设新民俗，为我国经济文化的繁荣作出应有的贡献。这是区域民俗应用的目的。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小城镇经济理论，都是在应用社会学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区系类型、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论等理论，也是在几十年考古实践中提出的。实践与应用带动了学科的理论研究，而理论研究又促进了实践的发展。我们相信，区域民俗的开发应用将拓展区域民俗学科的理论空间，促使区域民俗理论研究进一步繁荣和发展。
(二)立体研究，深化区域民俗研究的内涵
21世纪的区域民俗研究在领域和方法上将表现出更鲜明的特性，即进一步扩大区域民俗研究领域，拓展研究范围，调整民俗研究方法，提倡立体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展开交叉研究，研究成果也呈立体化趋势，区域民俗研究的内涵得到进一步深化。
未来的区域民俗研究要调整研究结构，扩大研究范围，从事立体研究。具体来说，区域民俗研究的范围有两方面：一是纵的，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观察各地区民俗的来龙去脉，可称各区域的历史民俗。不少学者已经这样做了，但至今尚未有一部中国各区域的民俗史，也没有整理出中国古代民俗资料，在我国各地区的历史民俗这一块，基本还是处女地。而真正要做起来难度很大，仅用传统的民俗学研究方法是不够的，在拥有深厚的民俗学专业知识的同时，还应该有一定的历史与考古知识。这项研究可以扩大区域民俗研究的领域，壮大学科队伍，还可以在实践中引用多学科的研究手段与方法。二是横的，是从近现代民俗角度进行研究，即对我国各地区各民族的民俗加以比较研究，探索其规律性。目前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较多，课题、著作多而广泛，但也有薄弱环节，如各区域与各民族的研究不平衡，有的研究过滥，有的却很少甚至还未涉及；对具体民俗研究即对一族一地民俗研究较活跃，对综合性比较研究不够；有的虽然作了综
合性研究，但过于偏重细微描述，对本质的东西忽略了，没有升华为一种理论概括。这些都应该为我们民俗工作者所注意，在今后的区域民俗研究中加以拓展，进一步深入探研。
区域民俗研究具有边缘性特点，涉及面广，它不能仅仅借助民俗学学科的理论、方法而天马行空，独来独往，而是要与许多学科相伴而行。因此，21世纪的区域民俗研究将表现出明显的综合研究、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的走向，它将更多地借鉴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文艺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符号学、考古学、生态学、美学、心理学等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资料成果，多学科、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地进行研究。区域民俗研究只有综合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进行交叉研究，并将各区域民俗置于中华民俗的大背景下，才能多视角、全方位地概括和总结各个区域不同时代的民俗事象及其历史渊源、发展流变，反映共生于同一环境和文化背景之下的地域民俗总貌，以及各地民俗文化之差异，揭示出各区域民俗发展的本质与规律，从而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完善为民俗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未来的区域民俗研究不仅在领域和方法上呈现立体性特征，其研究成果也有立体化趋势。随着电脑的普及、电脑网络的普遍建立，电子报纸、电子学术杂志和电子出版社将成为人们发表科研成果的主要形式，这也为区域民俗研究成果的图像化和立体化提供了可能。随着家庭电脑的普及，动态形象的电子制作技术的个体化，民俗研究者们可以用动态的立体图像表现各地区由古到今的民俗面貌，使科研成果形式走图像化与文字相结合的道路，呈现立体化的趋势。这种动画图像与文字结合在一起的描述方式，比单纯文字的论述更能形象逼真地立体地反映各地各民族不同时期的风土人情，成为我国区域民俗研究科研成果的重要形式之一。
(三)加强培养，提高研究队伍内在素质
民俗学整体从业人员学术素养偏低，这一欠缺已经成为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我国民俗学爱好者众多，但专业研究人员不足，在民俗学的队伍中，大部分是在基层从事群众文化或者地方史志工作的人员；一部分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员。他们涉足民俗学的原因，是其所从事的工作与民俗相关；在大学或科研单位中进行民俗学研究的专业人员，在整个队伍中所占的比例很少。基层的研究人员受条件所限，主要是进行一些地域民俗的采录与研究工作；政府部门的民俗学研究者，主要是利用民俗学的现有成果为时政服务；因此，民俗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的任务主要是由在大学和科研部门从事民俗学专业研究的人员来完成。而这些研究民俗学的学者一般分布在文学、社会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等机构里，大多是以其他专业为主，兼营民俗学，在民俗学的行当里“客串”。如此导致了研究队伍素质不高，民俗学专业知识结构欠缺。这里有很多复杂的历史因素，如民俗学在多数大学里，过去都依附在文学等其他学科之中，起步就处于劣势；现在多数大学里的民俗学的教学或行政，仍然没有取得与其他学科同等的地位，国家科研机构中(如社会科学院)尚没有民俗学的位置等等，这些都不利于民俗学科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
21世纪的区域民俗研究需要研究人员扩大研究领域，扩大知识面，熟练运用田野作业和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具备现代科学研究手段的能力，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只有这样，民俗学的整体学术水平才会得到较大程度的提高。那么，加强人才的培养成了我们工作的当务之急，应该调动一切科学手段，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如通过岗位培训、带职培训等方式对民俗研究领域的在职人员进行培训，使民俗学专业人才缺乏的现象得到缓解。如今民俗学已经成为独立学科，必须尽快建立并完善独立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培养民俗学领域的高级人才，切实提高整体研究人员的内在素质。
区域民俗的研究及其与各学科之间的关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为民俗学者们关注和思考。由于学者对区域民俗理论研究的深入，我国区域民俗学的理论大厦必将矗立起来，构筑起自己的分支学科体系。21世纪将是我国区域民俗研究史上最富有创造性的时期。
[责任编辑：陈梅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