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关于晚清民初近代化过程中的手工业发展问题，一直以来是国内经济史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处在京津——陕甘商路中间地带的晋南工商业中心绛州是近代以来工商业发展很具代表性的一个区域。本文拟对近代绛州（新绛）（1）社会的手工业发展状况作一考察，以期能够对该时段该区域手工业的发展原因与特点作出一个合理解释。
[关键词]绛州（新绛） ；近代手工业；发展；原因与特点
一、研究缘起与学术回顾
在晚清民初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于机器工业大量产生与发展的同时，中国传统手工业在某些地区某些时段也取得了大发展。关于这一现象，史学界的关注由来已久，长期以来，主要围绕“中国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工业之关系”、“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民族机器工业之关系”两个问题展开。上世纪50—60年代，由于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学界主流观点是外国资本的入侵打断了中国传统手工业中业已存在的资本主义萌芽，而洋货入侵与机器工业的产生则摧残着传统手工业的发展，这种观点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2）到了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学术领域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入，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化与细化，“发展论”开始出现，认为外国资本与近代机器工业对传统手工业的冲击并没有那么大，除了手纺纱、木版印刷等八个行业外，大多数都能维持并有所发展。（3）之后关于近代手工业史的研究迎来一个高潮期，有多篇论文和专著问世，各种新观点更是层出不穷。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无疑是彭南生提出的“中间经济”和“半工业化”的理论研究（4），其从宏观上、整体上对近代华北乡村手工业发展作了考察，对近代手工业存在与发展的合理性及其地位与作用作出了一个新的解释。（5）
关于近代手工业史的研究虽然这些年来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仍有不少问题，区域、行业研究的不平衡性显得尤为惹眼。以往之研究，区域上主要集中于珠三角之两广、长三角之沪浙苏、环渤海之津冀鲁及鄂豫等沿海和近代工业产生较早的地区，中西部地区关注甚少；行业上，主要集中于棉纺、丝织、制茶等少数几个行业，其它大多数行业基本被无视。而对这些薄弱区域与薄弱行业的研究，无疑是今后该问题所要关注的重点，而这有赖于相关区域与行业领域新史料的发掘与旧史料的挖掘。
绛州是“晋南唯一之工商业集中地”（6），历来为山西省重要商埠，素有“南绛北代”之称。就晋南区域内来说，绛州是该区域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自晋设都后，世称要地；西魏后周，屹然重镇；唐置总管府，复列绛为雄郡；五代宋为雄州防御；金为上州，又置绛阳军节度使，又升为晋安府，总管河东南路兵马，元置绛州行元帅府，河解二州诸县皆隶焉。非以河汾间一大都会，为河东全境之中轴乎”⑦；就区域外而言，晋南处于京津——陕甘传统商路的中间地带，绛州更是处于该商路的水陆转运之中枢位置。故自古以来此地即民风好贾，工商业发达，手工业门类众多，“河东商务，以绛为冠”⑧。近代以来，在清政府洋务运动的大潮中，绛州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成为了山西筹办首家近代纺纱厂的厂址所在地。民国初年，在兴办实业的浪潮中，新绛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机器工业最终建立，城市作坊手工业、农村家庭手工业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因此，绛州可以说是研究中西部地区近代手工业发展问题的一个典型区域。然而，长期以来，这一区域并未得到学界足够的关注，甚至关于整个山西近代手工业发展问题的相关研究，也还比较零散，并不系统，大多是冶铁、煤矿、皮货等某个行业考察，史若民的《略论近代山西部分手工业的变迁》（9）则对全省手工业情况作了一个概述。在此，笔者拟以新绛地方志、《中国实业志·山西省志》及其它一些相关资料为主要参考，对1894—1936年间的绛州（新绛）县域内社会手工业发展的基本情况作一探讨，以期能够对该区域该时段近代手工业的发展特点与原因问题有所发现。
二、新绛近代手工业发展状况描述
近代以来，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当中，近代工业的建立无疑应该是时代的主旋律。新绛纺织厂从1894年起就已开始筹建，然而其间经历从晚清到民国的时代变迁，经历从政府到民间的几度易手，经历从手工作坊到机器工业艰难曲折发展，到民国十六年（1927）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工业才最终建立。细究其间因由，从政府到民间资本方面的乏力，无疑是造成新绛这样一个内地县域近代化迟缓的最重要原因。而这种情况下，传统手工业的维持与新兴手工业的发展无疑就成为了最好的出路与选择。“人生天地，必有与立，或业农工，或业商贾，不能强人以从己，亦不能舍己以从人，要各视地方之情形与世界之潮流，以为断”。（10）这里，对新绛近代手工业的发展状况作一简要描述。
“工与商本，互为表里”（11），新绛为晋南传统的商业中心，自古以来民间手工业就比较发达，绛人“耕稼之余，多事副业，如西韩、梁庄人之织绳，武平、丁村、辛堡人之织蓆，刘建庄与刘家庄人之编柳罐，西行庄人之编槎，北行庄北燕村人之制木器，宋温庄人之钉碗，史家庄人之做锡，王钦庄人之烧石灰，涧西村人之编驮笼，木赞村人之鞔鼓，龙香村人之织灯笼，王村人之塑像与凿井，周流村人之编苇箔，南苏村、下船头人之烧砖瓦，娄庄人之灌烛，磨头人之造木盘”（12），种类之多、分布之广泛尽表于其间，新绛民间手工业之盛由此可见一斑。然而，这种传统上的手工业，仍是作为一种农民农闲时的副业而存在，世代如此相传，并未脱离家庭经济而自成体系。总体上而言，新绛至民元“犹未脱乎农业时代之社会”，“绛人业农者十之七，业工商者十之三”（13）。然而晚清以来近代化的潮流中，发展工商业已成为一种趋势和方向，“迩来欧风东渐，生活程度日益增高，向来单纯之农业，端不足应今日繁重之需求，于是而工商兴焉”（14）。在时代的潮流下，由农而走向工商成为区域发展的出路与选择。
在20世纪初，随着抵制外货与创办实业热潮的兴起，在民间资本不足、近代工业尝试未果的情况下，新绛开始出现一批近代手工业作坊。尤其是民元以后，更是出现一个高潮。“绛近数年来，文明日进，纺织也而有器；缝纫也而有机，他若铁工之厂、石印之局，亦无不相继而兴”，而近代作坊手工业的勃兴，也确实产生了巨大社会效益，“向以一人供养三人之食而不足者，今以一机养八口之家而有余，此实生业界未有之新局势”（15）。
以民元（1912）为界线，之后出现的新兴近代手工业作坊有：火柴厂，民国四年（1915）的荣昌火柴厂（后迁往陕西）和民国十二年（1923）的毓华火柴厂（民国二十一年（1932）改组为燮和火柴厂）（16）；织布业，民国十一（1922）年开始出现，民国十七年（1928）达到最盛，有一百四十余家，民国二十年（1931）后逐渐衰落，减至六十余家，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仅剩三十七家；毛巾厂，民国十四年（1925）出现，先后有祥盛源、永兴隆、永兴诚、志昇和等四家；制皂业，民国二十三年（1934）设立，福合一家；牛皮业，民国十年（1921）后出现，先后有同义祥、三义公、益骏等三家。而在此期间，一些传统的以家庭手工业为主的行业中，也开始出现手工业作坊，计有：针织业，民国二十二年（1933）出现，只有德新工厂一家；线毯褡业，起于民国十年（1921），民国十七年（1928）达到二十九家，之后有所衰落，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存十九家；爆竹业，民国四年（1915）开设，私家园梁永发一家；制伞业，民国十四年（1925）开设，自立工厂一家；梳篦业，民国九年（1920）设立，德兴一家。此外，还有新民工厂一家，民国十二年（1923）为烟民善后所，十三年（1924）改为烟民工厂，十九年（1930）奉省令改为新民工厂，为轻罪人犯劳改之地，主要从事石刻印刷和面粉业。（17）
就新兴作坊手工业来说，除了织布业以外，整体上在出现后都处于一个上升发展趋势；织布业在出现初期也处于发展趋势，在民国十六年（1927）大益成、雍裕两近代纺织厂先后设立后，更是取得了爆炸式的发展，然而民国二十年（1931）后随着同蒲、陇海两铁路的修建，外部市场萎缩，逐步走向了衰落。而由传统家庭手工业发展而来的各作坊手工业，就生产技术与规模而言，一般也都处于维持并少数有所发展的状态。
与此同时，清代延续下来的传统作坊手工各行业则呈现出少有发展、大半维持、小半衰退的情形。稍有发展的仅股皮业、烟坊业和铁工业，股皮业由清代的制皮烟包作坊改业而来，主要是为鞋加上皮脊，以图耐久，民国初年，该业很是形盛，最多时有十六家之多，集中于东嶽巷；烟坊业一般附设与杂货铺，延续下来的有五家，所产水烟行销本省；铁工业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前原有晋泰、集盛、顺泉等三家，后因经营困难于二十三年（1934）一月联合改组为德记晋泰工厂一家，生产榨花机、弹花机、轧花机、织布机等，取得一定发展。而其它诸如织罗业、毛毯业、染坊业、刺绣业、头盔业、制鞋业、竹器业、木器业、油漆嫁妆业、铜锡器业、牛奶业、酱醋业、面粉业、织绳业、砖瓦业、笔墨印刷业、制刷业等行业基本处于维持状态，而毡呢业、丝线业、制帽业、黑皮作业、皮胶也、皮条絃纺业、羊皮也、制烛业、首饰业、制秤业等则走向了衰退。（18）
综观清以来传统手工业之情形，大部分能够维持及个别有所发展者，皆是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之行业，有着稳定的市场，个别通过改组与调整经营取得发展；而小半走向衰落者，则多因民元之后的生产技术、社会制度及风气之变革，如毡呢、丝线、制帽等业因服饰之变革而衰，皮条絃纺业因弓弦的被淘汰而衰，制秤业因国家度量衡的统一而衰，而皮货各业的衰退则与棉纺的大发展不无关系。
农村手工业的发展情况本应也是该部分所要讨论的一个重点，但由于笔者掌握的关于该内容的资料甚少，所以很难展开。这里仅就农村土布业作一简述。近代以来，洋布的输入还是对新绛农村地区的传统“家庭耕织模式”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从事此工作者，约一万三千余家，二万六千余人”，“所产除供自家服用外，出售者约十分之二三，其大多数由棉贩以花换布”（19）。这种棉贩以花换布的形式，彭南生将其称为“包买主下的依附经营”，并认为照此发展下去，劳动者将失去独立性，最终转化为包买主控制下的依附劳动者（20），即出卖劳力、赚取工资的雇佣劳动者。但就20世纪30年代的新绛农村而言，也仅是处于这种经营模式的初级阶段，农民从事织布的主要目的仍是家用、自给自足，只有少量出售。总体而言，新绛地区的农村手工业只出现了极少数的作坊经营，大部分仍处于传统家庭经济的“副业”阶段。
在这一时期，虽然某些传统手工业走向了衰退，但随着一批新兴手工业的建立和传统家庭手工业发展为近代作坊工业，尤其是火柴、织布两大新兴手工业的带动（两大行业资本占整个作坊手工行业的47.5%，产值占整个作坊手工行业产值的47.6%）（21），新绛地区的近代手工业整体还是呈现发展趋势的。
三、新绛近代手工业发展的原因与特点分析
彭南生在其“中间经济”理论中，曾借用西方经济理论，将中国近代化的道路归结为是一条“二元发展模式”，即“移植”和“嫁接”相结合的工业化道路。“移植”即对西方机器工业的引入，是一种“突发式”的发展模式；“嫁接”即对中国传统手工业的近代化改造，是一种“渐进式”的发展模式。彭氏并认为，“二元发展模式”是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道路的必然选择。（22）这一模式在新绛这样一个中部县域的近代化之路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新绛近代手工业的发展到底有哪些具体的原因与特点呢，下面部分将对此作一简要探讨。
（一）新绛近代手工业发展的原因分析
首先，正如上文所言，从政府到民间资本的乏力，是新绛近代手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创建近代工业尝试失败的情况下，“嫁接式”的发展模式无疑就成了走向近代化的主要选择。而相对于近代工业而言，近代手工业具有投资少，效益高的特点。就棉纺来说，以1934年统计数据（23）为例，两家近代工业纱厂的总资产为2740000元，总产值为5767000元；而二十七家手工业织布厂的总资产为28360元，总产值为261478元。两家近代工业纱厂的总资产是二十七家手工业织布厂的96.6倍，而总产值则仅为22.1倍。换句话说，手工业织布厂的单位资本产值是工业纱厂的4.4倍左右。当然，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手工业中廉价的劳动力。因此，在民间资本无力投资近代工业的情况下，投资近代工场手工业就成为一个很好的选择。
其次，新绛自古以来发达的工商业，以及良好的交通区位为其近代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作为晋南区域的政治、经济中心，新绛长期以来即手工业发达，门类众多。民元之后，在政府提倡发展实业、民族号召抵制外货的国内大环境下，一些传统家庭手工业中出现了手工业作坊，而大部分传统手工业作坊也基本能够维持。而交通区位优势对近代手工业的推动显得更为明显，处在京津——陕甘商路的水路转运枢纽位置，“旱路成网，且有汾河可以通航”（24），这样，围绕新绛为中心，就形成了本县——河东道各县——本省——陕甘豫、京津四层由内到外的市场，这为新绛手工各业提供了广阔的销路。（25）
此外，新绛地处中部，外国货物与资本入侵较弱也是手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像东部沿海各地，外商工厂遍布，与近代手工业激烈争夺市场，对近代手工业的发展造成很大冲击。（26）而在新绛，洋货的输入对传统手工业，尤其是家庭手纺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程度是有限的，以民国二十三年（1934）统计数据为例，该年输入的洋布为400包，价值34000元；而该年新绛作坊手工织布业的产量为46049匹，总产值为261478元，手工织布业产值是输入洋布价值的7.7倍（27）。而直至这一时期，新绛并没有出现任何一家外商工厂，说明外国资本对该区域的入侵基本没有。这无疑为新绛近代手工业的发展提供轻松的环境与广阔的空间。
（二）新绛近代手工业发展的特点分析
新绛近代手工业的发展首先体现出门类众多，新旧参杂，主要靠少数新兴行业带动的特点。据民国二十三年（1934）调查数据，新绛县作坊手工业共计41类263家，这其中有火柴厂、织布业、毛巾业等新兴近代手工业，也有皮胶业、制鞋业、刺绣业、铜锡器业等传统手工业。种类数量上，新兴手工业少，传统手工业多。但新兴手工业投资额较大，一般在5000元以上，火柴、织布两大行业更是分别达到了70000元、28360元，占到了作坊手工业资本总额的近一半（47.5%）；而传统手工业则大部分资本额较小，一般仅几百、数千元，制秤业更是只有数十元，资本额10000元以上的仅皮胶业、面粉业、笔墨印刷业数种。各行业数量上而言，多数以个位数计，数量比较多的有织布业、毛毯业、木器业、铜锡器业、面粉业、笔墨印刷业等几个，其中铜锡器业最多，达到34家。总体上，新兴行业发展较快，传统行业基本维持稍有发展，近代手工业发展依靠新兴手工业带动特点明显。（28）
从城乡分布及发展状况来说，新绛近代作坊手工业体现出城市分布集中、农村分布稀少，城市发展较快、农村发展较慢的特点。以民国二十三年（1934）调查情况来看，新绛大部分手工业主要集中在县城及周边地区，基本形成城内大街、城内府君巷、城厢一带等几个集中带，广大农村地区则分布较少，只有织绳业、砖瓦业、木器业、制帽业、织布业等几个行业有所分布。发展状况上，县城手工业基本进入作坊手工业阶段，而广大农村地区的手工业虽也有作坊出现，但数量极少，整体上仍处于“家庭经济的副业”阶段。（29）
从销路来看，体现出以本地市场为主、外部市场为辅的特点。（30）新绛手工各业产品首先是供给本县市场，满足本县市场后，其余部分才会销往河东各道、省内、陕甘豫市场。传统手工各业，酱醋业、织绳业、砖瓦业、制鞋业、木器业等由于多系小本经营，产量较少，主要满足本县市场，并无外销。外销产品以新兴手工行业为主，以火柴、织布为代表；某些优势传统手工业，如笔墨印刷业、皮胶业等在外销中也占相当地位。而且，以民国二十三年（1934）调查来看，新绛进口的以棉花、煤、纸张、羊皮等原料性物资居多，出口的则是棉纱、布疋、皮裤等成品，说明新绛起着一个“加工工厂”的作用；而且新绛在对外贸易中处于绝对出超地位，出超额达到1050100元，这其中除了大益成、雍裕两家近代纺织厂的主要贡献外，众多的近代手工各行业也是贡献颇多的。（31）
注释：
（1）雍正二年（1724）至清末，绛州为直隶州；民国元年（1912），绛州改设为新绛县，隶河东道。本文讨论的“绛州”为绛州本州，不含下辖诸县。
（2）代表者有樊百川的《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入侵后的遭遇与命运》（《历史研究》，1962第3期）；汪敬虞的《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等。
（3）代表者有吴承明的《早期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内部与外部因素》；章开沅、朱英的《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早期近代化》等。
（4）详见彭南生：《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半工业化：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7年。其间围绕这两个问题，彭南生还发表过一系列相关论文。
（5）彭南生在《近50余年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研究述评》（《史学月刊》，2005年第11期）一文中对近代手工业研究学术史有过详细的回顾。
（6）民国实业部编：《中国实业志？山西省志》，民国二十六年（1937）版，第111（丙）页。
（7）清康熙九年（1670）《绛州志·沈栻序》
（8）民国十八年（1929）《新绛县志？杨兆泰序》有言：“绛遂为津货运输陕甘之中枢位置，河东商务，以绛为冠”。
（9）史若民：《略论近代山西部分手工业的变迁》，《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1期。此文对近代山西炼铁、采煤、制烟、制药、棉纺等行业兴衰变迁作了考察，认为不仅帝国主义入侵是近代手工业衰落的原因，封建主义的苛捐杂税、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也是一因。
（10）民国十八年（1929）《新绛县志？生业略》
（11）民国十八年（1929）《新绛县志？杨兆泰序》
（12）民国十八年（1929）《新绛县志？生业略》
（13）同上
（14）同上
（15）民国十八年（1929）《新绛县志·生业略》
（16）杨大金：《中国现代实业志》，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七年（1938），第533页
（17）参见民国实业部编：《中国实业志？山西省志》，民国二十六年（1937）版，第116（丙）—127（丙）页表格相关内容。
（18）同上
（19）民国实业部编：《中国实业志·山西省志》，民国二十六年（1937）版，第128（丙）页。民国十八年（1929）《新绛县志·生业略》中有相似的表述。
（20）参见彭南生博士论文《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近代手工业（1840—1936）》，第218—232页。
（21）参见民国实业部编：《中国实业志·山西省志》，民国二十六年（1937）版，第116（丙）—127（丙）页表格相关数据。
（22）参见彭南生博士论文《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近代手工业（1840—1936）》；《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以近代民族棉纺业为例》（《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
（23）参见民国实业部编：《中国实业志？山西省志》，民国二十六年（1937）版，第114（丙）页、第116（丙）—127（丙）页表格相关数据。
（24）任永昌、杨作梅：《新绛县的航运业与铁货业》，《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八卷》，1999年，第933页。
（25）参见民国实业部编：《中国实业志·山西省志》，民国二十六年（1937）版，第133（丙）—134（丙）页表格。
（26）关于这一点，学术界已讨论很多，具体可参见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赵冈、陈钟毅的《中国棉纺织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等书中的相关介绍。
（27）参见民国实业部编：《中国实业志·山西省志》，民国二十六年（1937）版，第119（丙）页相关数据。
（28）参见民国实业部编：《中国实业志·山西省志》，民国二十六年（1937）版，第116（丙）—127（丙）页表格相关数据。
（29）同上
（30）史若民在《略论近代山西部分手工业的变迁》（《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1期）中曾指出山西手工业产品“产量不大，销地不远，出省或出口产品，在国内外具有一定地位的仅有炼铁、铁器、制烟、制药、酿酒等数种”。
（31）参见民国实业部编：《中国实业志·山西省志》，民国二十六年（1937）版，第133（丙）—134（丙）页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