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赵宋王权奉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不仅发展了农业,使分野严明的门阀制度彻底崩溃,而且催化了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繁荣。随着宋代刻书业产业化链条的形成,宋代文化逐渐出现异于前代的特质。
关键词:不抑兼并;宋代刻书业;宋代文化;特点
赵宋王权奉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自耕农不再依附土地,而政府一系列鼓励开垦的政策,使农民的积极性被挖掘出来,发展了农业,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战国时代,大约耕作二十到三十亩折合现金四至六亩地,才能维持一个人的生活。而到了宋代,在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两浙地区,亩产量高达五、六石或六、七石,约一亩多地即可养活一个人,农业劳动生产率从单位面积产量看比战国提高了三四倍。[1]
发达的农业,使宋代统治者将注意力投向矿冶、纺织业、印刷业等其他手工业以及商业上。宋代官私手工业,特别是私人手工业,远远超过了前代。火药、罗盘、活字印刷术以及胆铜法、火柴等等,大都在十世纪末到十一世纪发明创造的,这些发明创造是宋代手工业生产得到发展极为显著的标志。对此,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评论道:“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2]事实的确如此,比如雕版印刷术,虽然大致在隋末唐初已经产生,但却是在宋代得到了普及,成为成熟的社会性手工生产门类,元人吴澄称:“宋三百年间,锓板成市,板本布满天下,而中秘所所储,莫不家藏而人有”。[3]宋代刻书遍布各地,形成三大中心刻印区(蜀、闽、吴),具有稳定的版式风格,书写有固定的字体(欧体、颜体、柳体),内容文字校勘认真,刻印物精美,出现许多著名品牌,其中陈氏“书棚本”最为著名。
发达的刻书业,为宋代文化的繁荣堪说建立不世之功。其一,挖掘刊印大量的传世经典、文集,为宋代“求知尚文”的文化奠定基础。宋初伊始,士人的文化水平还是相当低下的,即以淳化三年科举为例,当时殿试赋题为《卮言日出》,状元孙何以下“皆不知所出,相率叩殿槛启太宗指示之”[4]。只要读过庄子的人,都知道这是庄子关于创作手法的自我描述,但是当时,满场举人竟无一人得知,这与后来的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诸位综合性大家,形成鲜明对比,究其原因,苏轼尝曰:“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5]也就是说,诸子百家之术数传播,单纯的口口相传,远远达不到文化普及的效果,如若要实践普尔泛之的教育,必须要有充足的书籍资源,而充足的书籍资源,毫无疑问要有发达的印刷业来支撑,比如说杜诗对宋诗的发展影响深刻,与杜诗在宋代的反复刊刻府有直接的关系。据《吴郡志》载:“嘉佑中,王琪以知制诰守郡-----时方贵杜集,人间苦无全书,琪家藏本雠校素精,即俾公使库镂版,印万本,每本为值千钱,士人争买之,富室或买十许部。这一刊本成为此后—切杜集的祖本。其后,宋代杜诗的各种选本、编年本、注释本、集注本、分类本、评点本等层出不穷,共数十种之多。至此,杜诗在宋代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播。
无独有偶,吴澄也认为,宋代版刻的普及,使得“无汉以前耳受之艰,无唐以前手抄之勤,读书者事半而功倍,宜矣!”[6],正是这种状况使宋代读书人的阅读环境大大优于前代,他们可以采用与历代士人不同的读书方式:
汉人无师之学,训诂句读皆由口授,非若后世之书,音训备具,可视简而诵也。书皆竹简,得之甚难,若不从师,无从写录,非若后世之书,购买极易,可兼而载也。[7]
读书方式的变化造成宋学与传统经学的差别。传统经学以训诂为基础,其原因就在于,历代书本造价高,而且翻阅、流通、保存也极为不方便,一般士人家中无法置备,因此只能靠口耳相传,故拘于章句训诂,强调记诵之学,不敢越一家之言、一经之见。而宋代不管是公学还是私学,都有一个收藏丰富的图书馆可供学生自己月的并展开讨论,学生可以直接读书,与同学讨论,故宋代知识分子可以在汇通百家的基础上,兼容儒释道,形成铺张学问、点化陈腐、自由精神、独立思考的学术之风。
其二,改变了当代文人文集在传抄过程中集无定卷,人自编摭,难有定本的局面。宋代文人自己的文集被普遍地得以刻印流传,使得宋代文人相对于历代文人而言,更便于相互切磋,互相示范,互为滋养,在交流中得以碰撞、发展、绵延。据《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统计,有诗、词、文别集(或合集)流传至今的宋代作家有739人(当然其中并非都宋代刊本传世);《宋史艺文志》若录的宋代别集约1000部;而当时刊刻而未被著录的别集更难以统计。宋代很多大家名家在生前编过或者基本编订过自己的文集。如欧阳修晚年编过自己的文集《居士集》50卷、苏轼的作品《东坡七集》(包括《东坡集》、《后集》、《奏议》、《内制》、《外制》、《和陶诗》、《应诏集》)也多为作者生前所编订,陆游参与编次校订自己的《剑南诗稿》、《渭南文集》(未病时故已编辑,而名以“渭南”的);杨万里作诗采用“一官一集”的方法编辑,生前自己就编成《江湖集》至《江东集》等八种,其他人王禹偁、杨亿、李觏、司马光、范成大等都编次过自己的文集。朱熹的文集也于生前即由弟子王岘于嘉定年间编次刊刻,时正值庆元党禁,朱熹一再制止镂版而未果,此集终于刊成。
出于意识到自己的作品能通过别集的编刻流传后世,宋代文人在文本创作的过程中,有了关注“读者接受”的意识,注意到在文本创造过程中有意识的宣扬自己的精神追求、审美格调、情趣雅好,以便彰显自我,起到示范与切磋的作用。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曾提到了唐代诗人郑谷,称其诗:“名盛于唐末,号《云台篇》,而世俗但称其官,为郑都官诗,其诗极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以其易晓,人家多以教小儿,余为儿时犹诵之,今其集不行于世矣。”在欧阳修看来,郑谷的诗优点在于有佳句,易晓,读者尤其是儿童容易诵读,这是其诗集在一段时间内流行的原因。但其诗的缺点是“格调”不高,是故“今其集不行于世”,欧阳修所说的“格”,就是要在诗中,自由的提炼与发挥诗人自身的学养才情、识见思想。
其三,为宋代教育普及提供统一、准确的范本、教科书。宋代科举造就了庞大的读者群,这使赵宋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读书人的世界。众所周知,但凡考试,必须要有统一、准确版本的教材,否则考试就失去了严格意义上的公正。神宗熙宁八年,王安石主持编订的《三经义》,被法定为统一教材,改变了“今谈经者人人言殊”(《宋史·选举志三》)的情状,《宋史·王安石传》论《三经义》之时,有云:“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可用。”到了南宋,教材体系也更加完备,从小学直到大学,有一套完备的教材体系,除去科举考试统一教材之外,仅就小学为例,就有识字课本体系、诗赋与历史教材体系、伦理政治教材体系等等。
雕版印刷术不仅促进了科举考试,为科举考试提供统一的教材,而且还发展了私学教育,为私学的发展奠定物质基础。贫寒的庶人子弟要在科场取得与势家子弟角逐的胜利,就迫切需要一个可提供书籍与师资的场所,因之,私人学校应运而生。
南宋学问家吕祖谦说;“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师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白鹿洞)为尤著,今所谓四书院者也。”可知象这类私人学校,在州县官学兴起之前,已为普遍。宋代书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除校舍之外,都设有一个规模可观的图书馆,供学习者使用。以应天府书院为例,据《宋史·隐逸上》从宋初处士戚同文“尝筑室聚徒,请益之人请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同文死后,府民曹诚“出家财即同文旧舍建学舍百五十间,聚书干五百余卷”[8]“博延生徒,讲习甚盛”[9]据《长编》卷十九、《玉海》卷五十二,建隆初,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所藏书仅12000余卷。就藏书量而言,应天书院一家之蓄,已超出宋初皇家图书馆的水平。
雕版印刷业的普及,使历代只能在小范围内传播的经典、文集具有商品的价值,扩大了影响的范围,不仅是地主、工商业者,即使出身于贫寒家,如若想要读书,都可通过购买或者租借的方式获得相应的教育,比如在前文所说的应天府书院,宋学初期的著名文人学者范仲淹、孙复、石介、张方平等青少年时代都在这里读过书、借过书,这打破了有史以来,只有统治阶级才能接受教育的垄断局面,为宋代文化的普及准备了条件。
最后,宋代刻书业的发展提高了城市市民的文化水平。继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之后,宋代城市经济出现繁荣态势。城市数量增多,城市人口增加,两宋都城开封、临安全盛时代都是人口逾越百万的城市,在当时堪称世界之最;苏州、成都等城市的人口数量超过了40~50万的水平线。洛阳、大名等城市居民超过了十万以上。除大都市之外,宋朝还形成了大量的城镇中心。县以上城市总量至少在1150个以上;人口在1万以下的城镇大约3000个;南宋小镇的总量,至少有1200~1300个。[10]
刻书业同著书、藏书等纯粹意义上的文化事业不同,它是包含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文化产业,因此刻书业要繁盛,必须与城市相联。除了书稿之外,从事刻书业要具备相当的资本,同时还要置办必要的机器设备,要采购所需的各种原材料(包括木材、纸、墨、笔、线、刀具),要配备一支合格的技术工人队伍(包括制版、书写、刊刻、印刷、装订等),这里所涉谈的一切条件,只有在城市的空间下才能并合实现;城市集合意义上的人口量为书籍的销售提供了消费总量,使得宋代书籍销售渠道主要是以城镇店铺销售为主,加之城镇特别是中心城市,便利的交通位置与设施,为宋代书籍的销售与传播提供了空间交通上的中心地位,以及文化传播上的核心位置。由此可见,书籍的销售与传播与城市经济的发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也同时为工商业者的子弟直接进入“士”的阶层,开了方便法门,清人沈直《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云:“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落帆楼文集》卷二四)语或愤激,但也足见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历代以来只有少数人垄断书籍的状况,使得文化(书籍)逐渐以自由流通的面目,进入市民大众的眼帘。
宋朝书籍的生产销售与消费的立体式繁荣,使宋朝形成了全国性的阅读空间与阅读风气,宋代的阅读率普遍高于前代,南宋诗人曾作诗形容学校之多与城市的读书状况云:“学校未尝虚里巷”、“城里人家半读书”[11]。其程度之高,就连早已被前人遗忘到角落的女子,读书也很普遍,例如宋仁宗曹皇后“颇涉经史”,后来以太后身份垂帘听政“, 中外奏章日数十,一一能记纲要”。[12]宋高宗吴皇后“博习书史,妙于翰墨。帝尝书六经,赐国子监刊石,稍倦,即命后续书,人莫能辨”。[13]如果说宫廷后妃贵妇,所受教育是为其后步入政坛作的准备,那么那些普通百姓寻常巷陌之女子,特别是身处社会底层的女子,因熟读经史文章而为时人所称颂,则更能显现出宋代文化因城市而普及之态势,例如一代名妓———温琬,精读《孟子》,著有《孟子解义》8卷,内容非常广泛,涉及“九经十二史,诸子百家,自两汉以来文章议论,天文兵法,阴阳释道之要,莫不赅备”。她的才识令人折服,当时有人称赞道: “若许佳人折桂枝,应当甘棠女状元”, 钦佩之情,溢于言表。[14]
历代女子能够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实属罕见,更别提像宋代那样能够出现女词人、女诗人的群体。这不能不归功于宋代文化教育的普及程度。在《宋诗纪事》入选的诗作者中,女性有106 人,在《全宋词》著录的词作者中,女子达107 人。这些女诗人、女词人出身于不同阶层,上至皇后嫔妃,下有婢妾娼妓。这其中,不乏大家存在,其卓越迥绝之处,丝毫不逊于须眉,李清照已为众所周知,除此之外,朱淑真的性灵钟慧,吴淑姬的颖慧妙会,张玉娘之清丽绝俗都渐为后代学者所识见。
参考文献:
[1]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卷,中华书局,2009,第46 页。
[2]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科学出版社,1975,第287页。
[3]吴澄.《赠鬻书人杨良辅序》,《吴文正集》卷三四《四库全书》。
[4]洪迈.《容斋随笔》卷三,《进士试题》。
[5]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苏轼文集,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574页。
[6]吴澄.《赠鬻书人杨良辅序》。
[7]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第131页。
[8]《宋会辑要~崇儒》二之二.
[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简称《长编》,卷七十一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庚戌。
[10]李春棠.坊墙倒塌之后——宋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出版社,2006年,第4——7页。
[11]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宋元地方志丛书续编 下台北大化书局,1991年,1287。
[12]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 卷二四二《后妃传》上。
[13]《宋史》 卷二四三《后妃传》下。
[14]刘斧.《青琐高议》,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后集卷七。
(作者单位:烟台大学文经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