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关百尺界天西，万里征人驻马蹄。飞阁遥连秦树直，缭垣斜压陇云低。
天山巉削摩肩立，瀚海苍茫入望迷。谁道崤函千古险？回看只见一丸泥。
1842午10月12日（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八），被遣成伊犁的林则徐出嘉峪关，踏上西去的征途。作者虽在遣成途中，心情沉重，但依然接连写下了四首感赋之作，这是其中的一首。这首诗不仅写出了“天下第一雄关”的气势，也让我们对这座丝绸之路上的明星关隘无限神往。
嘉峪关匾额
●丝路与长城的交会
嘉峪关因位于嘉峪山麓而得名。关城之南为祁连山，雪峰似玉，横亘千里；北部为马鬃山，冈峦起伏，与祁连山对峙而立，形成狭长的咽喉地带，这里正是丝路必经之处。嘉峪关就坐落在咽喉的最窄处，两侧延伸的城墙似一把大钳，将咽喉死死扼住。因此，这里就有了“河西第一隘口”“边陲锁钥”等赞誉。
嘉峪关的设立得益于明朝开国名将冯胜。冯胜，初名国胜，又名宗异，定远人，喜读书、通兵法，元未曾经结寨自保，后归附朱元璋，因累积军功而受封宋国公，“诏列勋臣望重者八人，胜居第三”，后以功高遭太祖猜忌，赐死。崇祯时追封宁陵王，谥号“武壮”。
1372年（明洪武五年），朱元璋派出三路大军远征朔漠，追击元朝残部，冯胜为征西将军，出西路。冯胜一路获胜，平定河西之后，经多方勘察，决定在嘉峪山和黑山之间最狭窄之处修建土城，以防止蒙元残余势力的骚扰。嘉峪关的建设并非一蹴而就，经历了“初有水而后置关，有关而后建楼，有楼而后筑长城”的顺序。1372年（明洪武五年），一座土城首先建立了起来，周围726米、高6.6米，此时有关无城；1495年（明弘治八年），嘉峪关西门关楼建立；1506年（正德元年），依据关楼样式、规格修建了光化楼和柔远楼，以及官厅、仓库等附属建筑；1539年（嘉靖十八年），嘉峪关增筑城垣，加固城堡，并修筑了一道长城，南入文殊山，下至讨赖河畔，北入黑山，进入悬岩峭壁。经过几代人不断“打补丁”，嘉峪关终于形成了城外有城、关内有关、重关叠障、固若金汤的堡垒，守护了明朝边疆的安全，但也让明朝失去了对嘉峪关外千里之地的实际控制，开始闭关以图自守，大量人口内徙，形成了“明代西疆至于酒泉”的局面。
天下雄关，修筑不易，民间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在嘉峪关西瓮城门楼的檐台上放着一块灰色青砖，人们称之为定城砖。相传建造关城时，负责的官员要求不浪费一块砖，于是请工匠精确计算过用砖的数量，为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块，然而最终完成后却多出了一块。为避免责罚，工匠将砖置于城门檐台上，称其为定城砖，并警告该官员如果挪动则会城塌关毁，由此躲过一劫。
施工过程中，由于城墙有九米之高，而且还要修建数十座大小不同的樓阁和众多的垛墙，对于砖的需求量很大。由于没有吊运的设备，只能靠人背。但是唯一能上下的马道坡度大，上下很困难，尽管工人们竭尽了全力，还是难以满足工程的需求，严重影响了进度。就在此时，一个放羊的孩子来这里玩耍，看到这个情景后，便灵机一动，将自己的腰带解下来，两头各捆上一块砖，搭在了山羊的身上，然后，用手拍了—下羊背，身子轻巧的山羊驮着砖一溜小跑就爬上了城墙。工人们看到此情此景便纷纷仿效，大量的砖头很快就运上了城墙。这便是山羊驮砖的传说。
上图：嘉峪关光化楼
下图：嘉峪关柔远楼
关门处还有击石燕鸣的传说。相传一对燕子相携出城觅食，双双归来时忽然狂风大作，雌燕先飞进了关，等雄燕要进的时候关门已闭。雄燕归家心切，结果撞墙而死，雌燕悲痛欲绝，也哀鸣至死。两燕死后精灵不灭，天气晴好之时，用石头敲击城墙，便可听到两只精灵“啾啾”的哀鸣之声。
上图：长城第一墩
下图：嘉峪关峡谷雪韵 摄影/孙耀贤
这些充满着民间智慧的故事，听起来或许荒诞不经，但它向人们讲述着关城修建的不易，以及连飞鸟都难以逾越的坚固，同时也给这座宏伟的关城蒙上了几许神秘的色彩。
清代乾隆年间，政府出钱历时四年对关城进行了大修，做了六处重要的改变，从而形成了如今的规制：将原为一间的关楼、东门楼（光化楼）以及重檐三间的西门楼（柔远楼），统一改为面阔三间、周围廊三重檐歇山顶的形制；增大关门券基；东西城门券的形式也由外圆内方，改为砖券；东西月城城门洞由过木改为砖券；城堡顶由灰土改为海墁：城关东西两侧土墙、墩台包砖；添安马道门楼三座。
历史的不断累积造就了人间的奇迹。如今，走在这座曾经联通东西的关城之内，游击将军府、戏台、关帝庙等建筑依旧，会让人不自觉地想了解几百年前人们在这里究竟是怎样的生活状态。
●政治与经济并行
汉唐盛世，丝绸之路便是西域诸国进贡中原王朝的必经之路。当嘉峪关建立起来之后，这里便再次成为西域使者朝贡的必经口岸。明代诗人戴弁曾在《闻鸡渡关》诗中描述了西域番王入关朝贡的情形：“月明虏使闻鸡渡，雪霁番王贡马来。”
朝贡讲的是政治效益，明朝政府则给它额外增加了经济的功能。1412年（永乐十年），明成祖朱棣下令“回回、鞑靼来朝贡者，所贡之外，如有良马可官市之。”这样，政治带动经济，外邦贡使们便与官方机构展开了茶马互市。不过，人民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虽然朱棣的命令上只讲了良马，只讲了官方，但经济的闸门一旦开启，市场的作用就开始发挥出威力。外邦的朝贡使者与私商、官商合流，通商范围越来越广，商品品种越来越多，大量的丝绸、瓷器、铁器、金银器皿、中草药、香料、宝石、美玉、琉璃、貂皮以及各种生活必需品源源不断地进出嘉峪关。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日渐增多的贸易，也推动了嘉峪关这座边城的繁荣。当时，嘉峪关除内城设有专供来嘉峪关巡视的官员及往来公干的中外王公大臣食宿的公馆外，外城的戏台东侧有一条不太长的街市，其中有驿站、旅店、酒肆、牙行。城外东关厢，一条大于城内三倍的街上，有铺户、栈房、茶寮、酒肆、旅店、牙行千余，军民几千家，凡是做官的、经商的以及旅人，大都在这里住宿。
这时的嘉峪关，城市功能不断丰富。除了镇守、稽查、验证、放行等传统军事功能外，还额外增加了外交和商业的功能。官办的公馆、驿站免费提供食宿，接待贡使和过往使节，体现泱泱大国的气度；驿站空闲的房屋和私营的客舍、饭店则接待远程贸易的商人，带动当地经济的繁荣。
根据《明仁宗实录》的记载，西域诸地的使者和商队，“往来道路，贡无虚月”，载货的车也“多者至百余辆”，延续着汉唐以来形成的西域和中原王朝政治、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遥想那时，穿着不同服饰的西域人及意大利、西班牙、波斯、土耳其、印度等国的使者、商人和驼队，在悠扬的驼铃声中，穿越大漠戈壁，往返于嘉峪关内外。大明朝的皇帝和大臣们看在眼里，“远人慕化来”的诗句脱口而出；而贡使与商人们则在嘴里不停地念叨“又是一单好生意”。双方各遂所愿，让丝绸之路更加繁盛。
不过，这样的交易市场终究还是政策性的，适用于政治清明时期，而一旦中央政府的管控力度减弱，闭关自守就是最简单的法门。
清代因袭了明制，嘉峪关继续保持镇守、验证、接待等军事和政治功能。不过，随着清政府统一新疆，长城的军事防卫作用丧失了，嘉峪关也主要发挥通商贸易的内陆关卡作用。
清末，随着内政外交情况的变化，嘉峪关的作用又发生了改变。1828年（道光八年），清政府在嘉峪关外及阿克苏设立茶务稽查局，稽查官商、私商售茶价格及应纳課税等，嘉峪关成了商务税关。1881年（光绪七年），《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嘉峪关成为陆上通商口岸。中方在这里驻有税务司，而俄国因国内原因未在这里设立领事馆。但以茶叶为主的对外贸易逐渐兴盛。
清王朝通过嘉峪关向西亚、欧洲市场输出数额巨大的茶叶，约占国外市场的1/3。据《清史稿·食货志》记载，光绪十三年（1887年），清政府通过嘉峪关输出了价值903万两白银的茶叶和杂货，而从国外进口的货物仅值白银11.8万两，实现贸易顺差981.2万两白银。
不过，繁荣一如昙花，随着清廷的衰败和社会的动荡，嘉峪关的贸易也随之凋敝，再没能出现以前的繁盛。
从关隘到集市，从朝贡到贸易，从通关口岸到内陆关卡，从商务税关到通商口岸，嘉峪关的职能不断丰富、角色不断转换。她屹立于丝路要道上，见证了国家强盛时的车水马龙，也见证了国家衰弱时的沧桑落寞。她就是一部丰富的历史。
左图：木觚
长37cm 1977年8月玉门花海汉长城烽燧出土
右图：封检
长15.2cm 宽4.6cm 厚1.5cm
1977年8月玉门花海汉长城烽燧出土
上图：长城工牌
1975年嘉峪关明长城出土
下图：铜獬豸
长43cm 高50cm
嘉峪关新城魏晋墓出土
上图：清仁宗嘉庆十四年李廷臣题“天下雄关”匾
下图：赵朴初先生题“天下第一雄关”匾
●天下第一雄关
历史的生动之处就在于细节。
嘉峪关的光华楼东侧挂着一块“天下第一雄关”的匾，作为丝路咽喉锁钥的重镇，嘉峪关当之无愧。不过如今的这块匾早已不是最初的那块，据专家考证，嘉峪关曾经至少挂过三块这样的匾。
最早的一块曾被林则徐看到。1842年10月12日（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八），林则徐西出嘉峪关时，曾在日记《荷戈纪程》中这样记录：“初八日癸丑，晴。昨夕，司关官吏来问所带仆从及车夫姓名，告以人数。今晨起行，余策马出嘉峪关。先入关城，城内有游击、巡检驻扎。城楼三座，皆三层，巍然拱峙。出关外，见西面楼上有额曰‘天下第一雄关’，又路旁一碑亦然。”不过这块匾是谁写的，林则徐并没有提到。
第二块则是由左宗棠题写的。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到肃州时，看到嘉峪关城墙和关楼损坏严重，惨不忍睹，边墙坍塌，大车可以自由通过，于是命令部队整修城墙和关楼，每天按时开闭关门，逐步恢复了其功能。这时，林则徐曾经看到的那块匾已经没了，所以左宗棠重新写了一块。当时有诗记日：“左侯昔日受降归，酾酒临关对落晖。额书六字临飞动，想见如椽大笔挥。”不过，这块匾坚持了数十年之后，20世纪30年代，西北军阀马步芳的部下马仲英在嘉峪关城内驻扎时，手下因用火不慎曾一度将城内建筑焚毁。在此期间，左宗棠手书的匾额也不知去向。
如今关内所挂的是第三块匾，是由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于1995年冬所题写。
“天下第一雄关”可谓命运多舛，而悬挂于关城外城东闸门门楼上的“天下雄关”匾的命运则好多了。这四个字是1809年（嘉庆十四年）甘肃镇总兵李廷臣视察河西防务到嘉峪关时所题写，题字后被刻成石碑立在了关城西门外百余米处，同时还制成匾额悬挂至今。看来，这“第一”着实难当。
无论难与不难，嘉峪关都走过了六百多年的风雨。在古代的丝绸之路上，她是后起之秀，也是古丝路辉煌的最后见证者，在无数个迎来送往的日夜里，她记录了中华文明曾经的耀眼时刻；在无数个凄风苦雨的暗夜，她也曾记录了中华文明的心酸时刻。而今，随着“一带一路”的实施，古丝路上的雄关又将迎来新的曙光，古雄关也将在新丝路上写下新的篇章。
这一刻，我们期待已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