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子文:党杰出的组织活动家】党小组组织活动 从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到参加创立太岳抗日依据地，从在中心组织部呕心沥血到文革时惨遭陷害，在长达55年跌宕起伏的革命生涯中，安子文始终坚守信念，坚持真理，心系党的事业，并为之奋斗终生。
几番入狱坚持斗争
安子文原名安志瀚，字浩然，1909年诞生于陕西省绥德县双湖峪镇的一个地主乡绅家庭。他7岁入村塾，后就读于绥德县初级小学、米脂县高等小学，毕业后考入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内革命空气浓郁，安子文在教师的指引下开头阅读进步书刊，渐渐承受了马列主义，并参加革命团体“共进社”。1924年冬毕业后，年仅15岁的安子文告辞家乡，来到保定育德中学读高中，后因在五卅运动中散发传单被校方勒令退学。1925年6月，安子文在北京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紧接着，从次年3月开头，他成为一名党的地下交通员，开头了职业革命者的生涯。
1926年9月，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共进社是“赤化组织”为由，派军警查封了共进社的机关。而此时，并不知情的安子文正前往共进社进展工作联系，被蹲守的便衣警察抓捕。但因无治罪凭据，后经取保释放。这是安子文投身革命后的第一次被捕，也为他之后的斗争积存了阅历。
1927年12月，安子文被派到开封向中共河南省委汇报工作。此时，河南省委正式打算将安子文转为中共党员，并任命为省委交通科科长。1928年3月，由于叛徒告密，开封市委机关遭到破坏，安子文被株连逮捕，关进了开封第一监狱。由于安子文是作为嫌疑犯被捕的，他就在狱中编造假名字和假供词，加之他到开封工作的时间不长，不为太多人所知，因此，其身份和党的机密没有一丝暴露，而只是被判以11个月的有期徒刑，且在狱中的活动也较为自由一些。安子文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不忘使命，主动担负起狱中“交通”任务，奇妙地传递狱中共产党员创办的刊物。当时与安子文同关于一间牢房的中共河南省委军委书记侯镜如后来回忆：“安子文胆大心细，机敏干练，很乐观，即使身陷囹圄，也保持着充足的革命干劲。”不久，经党组织的营救，安子文和侯镜如被释放出狱。
受党组织派遣，出狱后的安子文于1929年秋赴上海担当党中心的交通员，来回于上海和武汉、宜昌、沙市之间，从事传递党的隐秘文件和护送重要干部等工作。此时，中共顺直省委已经成立，代替北方区委领导北方党的工作。1931年1月，安子文任顺直省委秘书长。不久，党中心调他到上海中心特科工作。然而，安子文还未启程，便因顺直省委的一个机关遭到破坏而再次被捕，关进天津市警察局监狱，后押至北平草岚子监狱(后改名为“北平军人反省院”)。
这所监狱对政治犯实行所谓“反省政策”，试图以“感化”诱降。在长达5年的监禁中，安子文与薄一波、刘澜涛、杨献珍等一批共产党人一起，与敌人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在狱中建起了党支部，团结和领导政治犯与敌人斗智斗勇，绽开奇妙而有效的抵抗，如以绝食斗争来粉碎敌人施加的种种压力，争取改善监禁条件等等。当敌人发觉狱中党支部的活动后，大为气恼，预备处决安子文、薄一波等人。对此，同志们毫无畏惧，随时做好了为革命献身的预备。当最终提审时，敌人问安子文还有什么话要说，得到的却是坚决的答复：“没有什么可讲的了，杀了我们，以后你们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多少。”后因华北事变后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宪兵三团在“何梅协定”签订期间仓皇撤离北平，安子文等人才幸免遇难。
1936年，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北方局预备营救被关押在草岚子监狱中的同志。经党中心批准，安子文和薄一波、刘澜涛、杨献珍等53位同志相继出狱。他们出狱后马上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分别走上北方局指定的工作岗位，连续投入到炽热的革命斗争中。而依据北方局的打算，安子文则以北平53中学教师为掩护职业，担当北平市委组织部部长。在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他和市委的其他同志一起，把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太岳山区抓党建
1937年7月，北平沦落。此时，作为北平地下党负责人的安子文，首先考虑的是市委机关和其他单位的安全。他先组织这些单位的同志撤退，然后自己才离开。辗转到达太原后，安子文便马上向刚刚迁到此地的中共北方局报到，并受其指示，于12月转赴晋察冀区，担当太岳区工委书记，参加太岳抗日依据地的创立。1938年初，太岳工委正式归晋冀豫省委领导，安子文任省委委员、统战部部长，并连续兼任太岳工委书记。
在太岳地区工作期间，安子文始终把党的建立作为最根本的大事来抓，他提出要在群众运动和对敌斗争中建党。安子文始终认为，只有党支部起到了战斗堡垒作用，才能进展和稳固依据地。在支部建立中，他擅长抓典型，解决实际问题。1939年初，安子文深入沁县农村，调查讨论在战斗环境中的建党问题，并领导清理党员中的不坚决分子，消退家族关系对党组织的侵蚀。在抗日战斗期间，太岳区党组织之所以拥有强大的战斗力，与安子文的建党指导思想和深入实际的工作是不无关系的。
一方面，安子文严密结合对敌斗争的需要，加强对党建工作的指导。1941年7月，他在《太岳日报》上发表《共产党员在依据地建立中的责任》一文，要求太岳区党员为建立一个稳固、民主的抗日依据地而战斗。而另一方面，他坚决拥护和贯彻党中心和毛主席关于整风运动的部署。据他的战友回忆：“《太岳日报》抄收延安新华总社晚上拍发毛主席的讲话和《解放日报》社论完毕后，已到半夜时分。安子文仍旧等着抄报取回，当夜阅读，直至拂晓，一连几天都是如此。”从1942年开头，太岳区根据党中心的统一部署，开展了整风运动。安子文依据实际状况于4月27日在《太岳日报》上发表《改造我们的作风》一文。文章批判了一些同志对整风运动存在的模糊熟悉，号召广阔党员和干部对整风文件要“细嚼烂咽，化为血肉，并与检查自己各方面的工作结成一气，真正地把握这个改造工作、改造自己的武器”。8月，在安子文的领导与主持下，整风运动在全区范围内普遍开展起来了。
1943年5月，安子文从敌后来到延安，不久担当中心党校二部副主任，帮助主任张鼎丞主持工作。当时正值时中心社会部部长康生发起的“抢救运动”在延安很多机关单位推行，安子文便与张鼎丞亲密合作，实事求是分析学员的政治状况，并鼓舞其协作工作，有力抵抗“抢救运动”的严峻错误，并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整风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