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古典经济学及深受其影响的企业治理理论以抽象的“理性人”为研究起点，认为高利润率和高质量发展之间是完全统一的，这只是思考企业问题的一个想象的状态。以现实中的社会人为出发点来考察企业就会发现，自由市场下企业片面追求高利润，会造成委托代理问题严重、主业萎缩而蜂拥虚拟经济等高利润领域、员工经济报酬低下归属感丧失等诸多制约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只有跳出企业治理内部的各治理主体自我竞争能自动实现均衡的思维，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制度矫正和人性培育，才能根治制约现代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难题。国企在党的领导、所有制属性、正向文化资源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代表了新时代企业治理的发展方向，国有企业要以“强党建就是强发展”为理念，将党的领导有机嵌入治理结构，搭建聚焦国民经济主战场的运行框架，探索企业员工物质、精神双激励机制，真正实现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并为人类贡献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企业治理的中国方案。
〔关键词〕 党建，新时代，国企高质量发展，“理性人”批判，社会关系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9）03-0021-07
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2016年10月召开的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通过加强和完善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使国有企业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成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的重要力量，成为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成为我们党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述对于破解新时代国企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引领我们去思考党建与发展的关系问题。
上世纪70年代末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全球登陆并产生较为重大的影响，在其影响下，西方主流企业治理理论以及一些学者单纯地以“利润率”的高低来判断企业发展的质量，认为在市场机制下，高利润率的企业作为优胜劣汰之后的胜出者，自然具有更高效的管理体系和更有竞争力的主营业务，而这样的企业自然能够促进经济整体动力充足，最大程度地推动社会经济整体发展。但实践一次次地证明，单纯地追逐高利润会使得企业成为市场中的投机者，盲目地放弃主业而转向具有高利润率的虚拟经济领域，而在短暂地获得高利润率之后，企业的发展将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及资产泡沫的破裂而不可避免地陷入停滞、甚至是破产，最终股东、员工、社会往往“三败俱伤”，因此，高质量发展的企业必然不能够是单纯地以利润率高低来判断的。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而我国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力量，大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关系国计民生的命脉行业，因而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须以实现国有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为先导，而如何理解“高质量发展”则是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的首要前提。成功的民营企业往往是通过一个睿智的决策者对企业加以约束来实现高质量发展，而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党的领导是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如何发挥国有企业党建的作用，对国有企业的发展进行有效的引导，通过建立科学的治理结构，使国有企业发展聚焦于主业，对外培养主业竞争力，同时充分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和担当有为精神，是提升国有企业发展质量的关键所在。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笔者首先深入探究近几十年来有关企业治理的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及其在当今时代所展示出来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构建新的国有企业治理理论框架，并提出新时代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一、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解释及其困境
关于企业在市场中的决策理论以及企业微观治理机制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及深受其思维影响的理论长期占居主流，并对现实企业治理运行框架产生了深刻影响。具体来说，在目前较有影响力的几种西方企业治理理论中，强调的都是如何通过高工资和高利润的激励使得企业内部员工提高效率，并使得整体运行达到最优。现实中，这种企业治理思维带来诸多企业治理问题。在各种现实企业问题面前，尽管有的理论对这种企业决策和治理理论进行了反思，但仍没有找到有效的出路，可以说，新古典经济学思维下的企业治理理论已经陷入了困境。
首先，从企业治理和决策框架来看，西方较有影响力的理论实际上都脱胎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治理理论。新古典经济学从“理性人”假设出发，认为每个人都是理性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个体，不仅个人如何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能够清晰地被個体所计划，个人的能力、价值也能够被同样是“理性人”的管理者所认知。在这一前提下，新古典经济学将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抽象为企业如何在有限的成本约束下，生产出能够带来最大利润的产品集的问题。而答案很简单，就是通过市场机制这只万能的手。在企业外部，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信息是对称的，而由于各个企业所有者之间完全了解对手的技术、产量，也完全知道市场的需求，因此企业家面对的是清晰的利润曲线，他要做的就是在一定的成本约束下，尽可能地选取使得利润率达到最大的产品生产集。而如何生产这些产品呢？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由于产品的利润和劳动力的价格都能够确定，那么，在厂房、机器等固定成本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劳动者和固定资本的比例存在最优状态。而通过数学推导，新古典经济学进一步证明了这个界限就是使得每个工人进行生产所得到的产品的价值，即工人劳动的边际收益率等于工人工资的时候。超过这一比例，再增加工人人数就会降低企业的利润率，从而企业家必将在使得利润率最大化的这个生产点上雇佣工人。能够按照这个生产计划进行生产的企业将在市场中生存下去，而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企业，将因为利润率较低而被驱逐出市场，从而保证了市场整体的效率。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治理理论虽然在逻辑上能够自圆其说，但是很多假设显而易见地背离了现实。从微观层面上看，企业家和员工并非是“理性人”，也就是说，员工的价值不是如同原材料价格一样能够准确无误地被市场衡量出来的，因而尽管员工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被经济效益驱动的，但是这个能够真实反映员工贡献的报酬并不容易确定。而从较为宏观的市场整体角度考察，由于市场并非完全竞争，一些行业能够通过垄断定价或者借信息优势而获得高利润率，因而如果每个企业都追逐高利润率，是难以形成资源在各个行业之间的均衡配置的，竞争只会使得资源向某些领域聚集——在现实之中，就是最容易凭借垄断和信息优势牟利的金融领域和地产领域，从而导致实体经济发展停滞。分析上个世纪的日本房地产泡沫、美国互联网泡沫及2008年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即完全放任的自由市场机制必然会导致经济脱实向虚，同时也导致过度虚拟化发展的企业面临倒闭的困境，这些危机的爆发无一不印证了新古典企业理论在现实中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