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各种史料为基础，对建国前《聊斋志异》的百年英译历程做历时性描述研究，同时从共时的维度宏观分析翟理斯译本出现前后的两个阶段的具体特征，并从深层接受心理的维度诠释《聊斋》在英语世界得以经典化的成因。作为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的典范，《聊斋》在英语语境中的经典化对当下的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具有启示意义，但也让我们对英语世界普遍存在之东方想象导致的文本误读进行反思。
关键词：聊斋志异；英语世界；翟理斯；东方主义；中国文化走出去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聊斋志异》（以下简称《聊斋》）不仅在国内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海外也久负盛名，受到了世界各国学者的关注与读者的喜爱。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聊斋》的翻译语种最多，同时，也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外文版本最多的一部，截至2013年底已有日、英、俄、德、法、韩、西班牙、意大利、捷克、越南、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荷兰、挪威、瑞典、塔吉克、丹麦、蒙古、爱沙尼亚、保加利亚、吉尔吉斯、朝鲜、拉脱维亚、白俄罗斯、马来文等20多个语种的译本。其传播之广，读者之众，堪称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成功典范。在众多的外语译本中，英语译本数量最多，达近20种，在英语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聊斋》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之旅、接受过程及其经典化的深层原因非常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与探讨。
国内学界对《聊斋》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已经给予了一定关注，如王丽娜于1988年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一书以四十二页的篇幅专节介绍了《聊斋》在国外的译介与研究情况，其中关于《聊斋》在英语世界传播状况的资料有7页。这是中国学者最早的关于《聊斋》外译的研究。此外，《外语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3期上刊登了何敏的《英语世界〈聊斋志异〉译介述评》，《外国语文》2009年第5期上刊登了李海军的《追随蒲松龄的足迹——〈聊斋志异〉英译概述》，这两篇文章都是从单篇译文和（节）译本两个角度分别评述《聊斋》的英译历程。三位学者的研究较为系统地梳理了《聊斋》的译本情况，为研究者了解《聊斋》的译介情况提供了比较丰富的资料。随着中国古典文学译介研究的不断深化，学界应该更深入探讨《聊斋》英译历程中译入语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诗学范式以及赞助人等影响译本接受的超文本因素，找出《聊斋》被广泛接受并经典化的深层原因，从而为我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献计献策，是当务之急。鉴于1949年前《聊斋》的英译在译介模式、译者身份、意识形态、传播路径以及译本接受上都迥异于建国后的译介。本文主要就建国前一百余年的翻译活动进行评述，从历时性的角度纵向考察建国前《聊斋》的英译历程，以1880年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的首个《聊斋》节译本的出现为界，将这一长达百年的译介过程分为两个时期；同时，从共时性角度出发，在评述个体译文（本）的基础上对《聊斋》英译历程进行宏观观照，分析各个时期译介的总体特征，总结《聊斋》在英语世界获得接受的经验，为当下中国文学文化更好地走出去提供借鉴与参考。
一、始于歧见，但终成贡献（1842-1879）
1842年到1880年的近四十年是《聊斋》在英语世界传播的第一阶段。虽然《聊斋》早在1768年的昭和时代就传入了一衣带水的日本，其后不久也传入朝鲜，对两国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由于日本与朝鲜同属汉字文化圈，两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汉学功底深厚，具备无障碍阅读汉语原文的能力，因此日朝两国迟迟没有出现《聊斋》的译本，反而是与中国语言文化差别悬殊的英语世界最先出现了《聊斋》的译介。
这一阶段始于1842年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和德国传教士郭实腊（Karl Gutzlaff，1803-1851）分别向英语世界介绍了《聊斋》，讫于1880年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的首个《聊斋》节译本问世。关于《聊斋》在英语世界的首次译介，学界至今仍存有不同说法。王丽娜于1988年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一书中认为“最早发表《聊斋志异》单篇译文的译者是卫三畏。他的两篇英译文《种梨》和《骂鸭》，收录在他1848年出版的两卷本《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1848）的第一卷中” [1] 214。此说法长期以来被广泛接受，但近年来中国人民大学的王燕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的顾钧等学者提出了商榷的意见。
王燕在2008年第2期的《明清小说研究》上发表了《试论〈聊斋志异〉在西方的最早译介》一文，认为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第一次将《聊斋》介绍到西方。据王燕考证，1842年，英文月刊《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第十一卷第四期上发表了名为“Extraordinary Legends of the Taoists”（《道家之非凡传奇》）的评介文章，把《聊斋》归为宣传“异教信仰”的宗教读物。除了介绍《聊斋》外，这篇文章还简要讲述了其中九则故事的情节，分别为：《祝翁》、《张诚》、《曾友于》、《续黄粱》、《瞳人语》、《宫梦弼》、《章阿端》、《云萝公主》、《武孝廉》。作者未署名，只说是某通讯员评论（reviewed by a correspondent）。经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韩南（Patrick Hanan，1927-2014）考证，郭实腊在《中国丛报》上发表了“关于《聊斋志异》的阐述性文字” [2] 80，“郭实猎 ① 在《中国丛报》上发表了关于《聊斋志异》的阐述性文字” [2] 80。王燕据此推论郭实腊应是本文作者。王燕还将郭实腊的评介译为汉语，题为《〈聊斋志异〉西传第一文》，发表在2007年第2期的《蒲松龄研究》上。
顾钧则对王燕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他于《明清小说研究》2012年第3期上发表《也说〈聊斋志异〉在西方的最早译介》，认为1842年卫三畏在澳门出版的《拾级大成》（Easy Lessons in Chinese，1842）中包含的三篇《聊斋》故事译文应被视为是《聊斋》西入英语世界的首次尝试。基于新发现的文献资料，顾钧否定了王丽娜认为卫三畏于1848年在《中国总论》中首次译介《聊斋》的说法。《拾级大成》是卫三畏于1842年编订的汉语学习教材。在文选部分，卫三畏选择了三篇《聊斋》的故事，分别是《种梨》、《曹操冢》和《骂鸭》。1848年，卫三畏出版了汉学著作《中国总论》，在第二十三章“雅文学部分”介绍了《聊斋》，并附录了《种梨》和《骂鸭》两则故事的英译文。除了在《拾级大成》和《中国总论》中收录《聊斋》的故事译文外，1849年卫三畏还在《中国丛报》第十八卷第八期上发表了《商三官》的译文。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