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伟强，法学硕士，博士研究生。中国家电、IT 行业十四年经营管理经验，曾任神舟电脑大中国区总裁，实现神舟电脑的市场份额在国产品牌中排第二名。熟悉IT、3C 和电子商
务行业，关注商业模式创新。目前从事天使投资。
我经常对妻子感慨地说，我们从来不为自己的工作与事业担心，但却常常为如何给孩子买奶粉而焦虑。一罐小小的奶粉反映出当下中国商业环境存在的诸多无奈。
其实，不仅仅是奶粉，有害食品层出不穷。刚刚在广州爆发的镉超标毒大米事件，又令街坊百姓提心吊胆：我们生活的世界，真的难吃到真正健康的食物吗？
除了食品安全事件频现外，生态环境被破坏也触目惊心。许多曾经美丽的乡村，已经被化工厂的排污弄得环境恶化，给村民的饮水和生活健康带来严重的危害。更有甚者，前段时间媒体还爆出，一些地方的化工厂通过深井向地下水排污，对地下水的污染将造成数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环境问题，贻害子孙后代。
为什么一些人和公司的行为，一涉及到经济利益，就可以置法律与社会道德于完全不顾，没有道德底线，没有社会良知，以一副“宁可我负天下，不可天下人负我”的心态发财？商业社会难道只有赤裸裸的经济利益吗？
有人说，商业伦理与道德的丧失，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型期的特有现象，其实欧美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早期，同样经历过这样的阶段。这似乎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理性社会的必须趋势。西方学者把市场经济社会中只顾自己利益的人称之为“布尔乔亚”。布尔乔亚为自己当前的物质利益与私欲而耗尽全力，而且只关心自己和小圈子的利益，他们不需要公共精神，不需要谈爱国，也不关心其他人的幸福。康德甚至说，商业社会可以由魔鬼组成；马克斯·韦伯也悲观地指出，市场经济的发展，将导致商人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
当市场经济的布尔乔亚与中国人独特的“差序格局”行为模式相碰撞的时候，商业伦理的沦丧又呈现出更加极端的情况。社会学家费孝通在研究中国乡村结构时，发现中国人行为模式上的“差序格局”特征，即每个人以自己作为中心，以血缘、亲缘关系的亲疏来决定利益关系。一个人在自己的家人、亲戚和朋友是君子，在外面却可能是小人，甚至是恶人；他可以很好的照顾自己小圈子的利益，而圈子外的利益，却可以全然不顾；他可以有私德，却没有公德，有家族，却没有天下。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某农村的一家化工厂，由于长期非法排污，把村民的土地污染了。村民本身是环境污染的受害者，但是，他们却直接用化工厂排出的污水来浇灌小麦。电视台的记者前去采访，问，你们种的小麦自己吃吗？村民说，自己肯定不吃，卖给你们城里人吃。多么令人感慨的回答啊，村民也关心食品安全，但他只关心自己和家人的食品安全，却把明知有害的食物卖给城里人。
我们都是“布尔乔亚”吗？如果人人当“布尔乔亚”，那个自私自利，攻于经济利益算计的人，他会获得最大的利益回报吗？错了！当人人是“布尔乔亚”时，每个人既是施害者，同时也是受害者。一个无良米商贩卖毒大米时，他或许也会买到有毒的牛奶，有毒的青菜，有毒的食用油。在一个商业伦理沦丧的社会，每个人都是受害者，没有人能成为幸存者。
正是由于这样的悲观，虽然我经常往返香港，但却从没有从香港为孩子买过奶粉。我想，即使我们千方百计，千辛万苦地为孩子买到纯进口的有安全保障奶粉，但我们每天吃的大米、猪肉、青菜，喝的饮用水，是否能确保百分之百没有问题呢？我们每时每刻呼吸的空气，能确保PM2.0不超标吗？
治乱当然要用重典！对制作贩卖假冒伪劣有毒商品的无良商家和商人，应该采取严刑竣法打击之。最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出，对于那些在食品安全领域违法犯罪份子，要从重打击，可以让那些为了谋财不惜害命的人倾家荡产、人头落地。我们对政府的坚决行动拍手称快。同时，要让每个人和每家公司形成遵守商业伦理、承担社会责任的共识，因为这是最有利于保护自己，也是最有利于造福社会的。（邹伟强：企业高管，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