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中国和印度在文化、信仰等方面存在着差别,因此导致了两国在思维模式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通过对中印两国文化的某些方面进行比较来分析中印思维方式存在的差异性,进一步分析了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
关键词:中印;思维方式;差异
中图分类号:J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2-0085-02
思维方式是人类文化类型诸特征最为集中的体现。由于各个国家在文化、信仰等方面存在差别,因此导致了它们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着差异性。一直以来我国学界对于中西方思维方式比较研究非常重视,但对于中印思维方式比较研究却少之又少。中印两国同属亚洲国家,且为邻邦,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在漫长的交往历史中,两国却鲜有战争和冲突,有的只是文化上的交流和学习、友谊的传播和加深,这在世界历史上实属罕见。
1 从儒家中庸之道和佛教中道观比较中看中印思维方式差异
中庸之道是孔子提出的最高道德标准,孔子认为“中庸”是一种最完美的品德。“中庸”之意为无“过”与“不及”,“过”与“不及”都是错误的,要信守其“中”,即对立的两端之间的适度状态。《中庸》指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这种“执两用中”之说,即为中庸之道。
中国儒家推崇中庸之道,印度佛教倡导中道之说。而在印度佛教中,可以说“中道”思想贯穿了整个佛教思想史。中道一词在许多印度佛教经典中都曾提到,如《大智度论》卷四十三说到:“常是一边,断是一边,离是两边行中道”,“诸法有是一边,诸法无是一边,离是两边行中道。”大小乘佛教都对中道做过解释,但二者解释不尽相同。大乘佛教中观派的创始人龙树在其《中论·观因缘品》中讲:“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龙树指出中道就是真正把握一切事物现象的实相的方法和途径,他把中道提升到了方法论的高度,尤其强调了中正不偏的“中道”之理。小乘佛教一般以八正道为中道,法相宗以唯识为中道,三论宗以“八不”为中道,天台宗以实相为中道。从宏观上讲,中道即指,所讲道理,不堕二边。通俗来讲中道就是脱离两边即两个极端的不偏不倚道路或观点。
从字面解释看,佛教的中道似乎与儒家的中庸相近,事实上,与中庸之说相比较,中道的内容更为广泛。儒家的中庸,偏重于人道,是一种“用中”与“时中”,讲究的是道在具体的履践过程中,对“时”与“度”的恰到好处地把握。儒家的最终关怀点还是现实人生。而佛家的中道作为一种智慧,却是一种“出世的智慧”。佛家的中道指向就在“心”内,或者说,就是心本身,并不在“心”外。中道是佛教的根本立场,是离二边的极端,取一种不偏于任何一方的中正之道。
由此可见,孔子的“中庸”与印度佛教中的“中道”在实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孔子的“中庸之道”其核心是“过犹不及”,否定两个极端,既反对“过”又反对“不及”,而主张采取中间路线。中庸之道一概排斥矛盾的两个对立方面,排斥矛盾双方的互相对立。可以说在一定条件下中庸之道是一种调和妥协,缓解与消除矛盾冲突的折衷主义。印度文化中的“中道观”,则要求人们“离二边、行中道”。它并不排斥矛盾的两个对立方面,并不要求人们走不偏不倚的中间路线,而是要求人们在较低层次上对矛盾的两个互相对立方面给以等同视之,并予以合法承认。在最高层次上,要求人们站在宗教佛性的高度去超越矛盾和冲突,以使达到解脱。从“中庸”与“中道”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很清晰的感受到两国思维方式存在的差异。可以这么说:中国人的思维特点是过分强调均衡调和,强调缓解矛盾冲突,趋于寻求对立面的互相统一。另外中国人也习惯于居安求稳,且努力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与均衡。相比之下,印度人的思维习惯却是勇于超越矛盾冲突,“梵我同一”,向内追索,追求永恒,注重理念。
2 从中国传统报应观和佛教果报观比较中看中印思维方式差异
中国传统报应观与佛教果报观存在不同的特性,中国传统报应观呈现伦理性、现世性、家族性和功利性特征,而恰恰相反,佛教果报观却呈现戒律性、出世性、个体性和精神性的特征。从二者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印思维方式的差别所在。
中国传统报应观把世俗的伦理规范——从春秋的德礼到儒家的五伦四德以及秦汉以后的三纲五常作为评判善恶的准则,以人们言行的善恶作为报应的“因”,认为凡是符合伦理规范者为善,反之为恶。佛教果报观把佛教教义和戒律作为评判因果报应的善恶标准,这与中国传统报应观评判善恶标准有明显的区别。佛教认为凡是遵守佛教戒律,如五戒、具足戒是善,反之为恶。符合佛教教义者为善,违背则为恶。在中国传统报应观里,报应的世界是本人或其子孙的实实在在的现世人生,报应方式不存在地狱、饿鬼、畜生之类概念。而相比之下,在佛教果报观里,佛教的报应方式是三界、三世、六道之轮回。众生的三世因果报应,都是在三界、六道的生死世界中如车轮般循环不已。如《大般涅磐经》言“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三世因果,循环不失”。中国传统报应观的承受者是作为者或者其子孙,认为假如作为者此生未遭报应,则其子孙后代必定有人会遭报应。佛教果报观报应的承受者却是行为者本人,六道轮回,业果相续,只发生在行为者个人身上,其所做善恶不会由子孙代罪受过。“父作不善,子不代受;子作不善,父亦不受” 由此看来中国传统报应观和佛教果报观的报应承受主体存在家族性和个体性的差别。中国报应观追求善的目的没有脱离现实人生,它鼓励人们积极入世,追求有价值和美满的生活。中国传统报应观关注因是为了报,它的终极关怀是果,企图通过好因获得好报,神秘之中带有显著的世俗色彩。佛教果报论的终极关怀是因果之外的涅磐境界,关注因是为了从因上断尽导致生死轮回的业的果报,最终摆脱因果,得到彻底解脱,带有强烈的出世色彩。
从对以上两种报应观的对比中,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了中印两国思维方式存在的差异。从以上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的思维是感悟的,经验型的,中国人常为亲身体验和眼见传闻所局限,缺乏想象力和宏大的思辨力。中国人未曾设想在他们面对的这块天圆地方的空间之外,还有另外的世界。尽管中国原始宗教很早就有灵魂不灭观念,但是,那时人们感官中的天帝居所也只是一个非常模糊的空中境界,那些鬼魂们还更可怜,《左传》中古人们描绘的鬼魂,可以说都居无定所,飘忽不定,其生活的世界不但模糊且没有确切名称,既没有地狱天堂之类的概念,也无具体的可以描绘的宇宙位置和形状构成。相比较之下,印度人的思维却是幻想型的、思辨性的、哲理性的。在从《诗经》和《摩诃婆罗多》的比较中,也使我们看到与中国人关注于现实世界的思维方式不同,印度人在虚幻世界中展开了无尽的幻想。从《周易》和《奥义书》相比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人感悟式的思维方式与印度人思辨性、哲理性思维方式的不同。开放的思维和开阔的视野使印度人具有恢弘的想象力,印度诸宗教业报轮回的范围也都打破了人们所居住的现实物质世界。
从中国传统报应观现世性和功利性特征上看,我们还能看到中国人思维意识里执著于追求现实人生,追求实用主义,热衷于人世功利。相反,从佛教果报观出世性和精神性特征上看,印度思维意识里更多体现的是对个人理想的追求和对精神世界的热衷,在印度佛教徒心目中,除了涅磐境界,人世间一切功利,都难以激发起他们的宗教激情。
3 从墨辩与因明比较中看中印思维方式差异
墨辩与因明同为世界逻辑的起源,二者都对世界逻辑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先秦的逻辑成就集中体现在墨派的《墨辩》六篇,墨辩提出了辩、名、说、辞等基本逻辑思维方式,并较为全面地论述了“辩” 的对象,范围和性质,它还总结了譬、或、侔、假、推、效、援等具体论式,揭示了推理论证中的思维规律。因明是古代印度五明之一,它是古印度的逻辑,由古印度的正理派所创立。因,指推理的根据、理由、原因;明,指显明、知识、学问。因明是通过宗、因、喻所组成的三支作法,进行推理、证明的学问。三支中,因是主要部分,故称因明。
墨辩与因明在逻辑特征上存在许多不同之处。墨辩的产生和发展与社会、政治、伦理问题联系过于紧密,因此墨辩具有明显的社会人伦性质。因明最初是为论辩而生的,自从创立后它很快便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与佛教相结合了起来,很大程度上被作为了佛家的论辩术。墨辩与因明相比较而言,它并没有与宗教结合起来,在理论上缺乏宗教支持。墨辩与因明二者在逻辑内容的侧重点上也有很大不同。墨家逻辑的内容以名辩为中心,墨家提倡有名,并详细地探讨了辩的对象、性质、作用、方法等许多问题。因此可以说“墨经的逻辑学带有唯名论色彩”,因明在逻辑内容上则偏重于对立和破的研究,它构建了较为规范的三支论式,并讨论了论证的形式。墨辩和因明在逻辑体系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墨家逻辑的成就虽然无可否定,但从总体上来讲其内容比较散乱,没有形成一个较为完备的体系。墨辩虽然涉及了很多逻辑问题,但是它却没有把这些问题综合起来进行考察。与墨家逻辑相比,因明的逻辑体系则完备的多,因明以因三项为核心构建了一个内部联系较为紧密的体系,因明中的九句因、比量论、三支论式、名言论等都以因三项为基础形成了联系,这就使得因明在逻辑特征上更具有系统性。
通过对墨辩和因明的比较,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的思维模式偏重直觉感性,缺乏分析性的思维,这些导致了《墨辩》著作中所表述的逻辑思想和观点较为笼统,缺乏认真的推理论证和逻辑分析。另外中国的思维模式崇尚实用和功利主义,墨家逻辑就被其创立者们赋予了很多的政治和伦理功能,它的应用性很强。如墨子的逻辑旨在论证非攻兼爱的主张,后期墨家则明确声明了墨辩的根本任务之一是“处利害、决嫌疑”、“审治乱之纪”。另外墨辩还非常重视对名的研究,所谓名是指作为思维的基本构成要素的概念。墨家为何如此重视名呢?这主要与中国思维模式注重整体统一的综合思维有关。因明与墨辩不同,因明较重视对立和破的研究,而这与印度的宗教式的辩证思维模式有关。印度历来是一个宗教氛围浓厚的国家,其思维模式在其形成过程中也受到了宗教的巨大影响,成为了一种宗教式的思维模式。印度的佛学思维模式是一种否定的思维模式,它认为事物的“实相”不可能由世俗的肯定性认识来把握,而只能在对各种认识的不断否定中去体悟。实际上也即是通过否定事物具有的一般的、个别的性质而认识事物的本质,在对现实的否定中包含着肯定,因而它所取得的认识成果也就非常具有辩证色彩。与印度思维模式不同的是,中国思维模式注重中庸调和,缺乏批判性,因此我们也可找到因明为何比墨辩体系更加完备的原因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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