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与自由主义“无拘的自我”和社群主义“镶嵌的自我”相比较，吉登斯的自我观可概括为“行动的自我”。一方面，它以自我分层模型为基础，通过对生活方式的决策抵制日常生活的异化，使自身达到一定程度的自主，从而选择一种伦理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自我通过反思来概括自身，通过关系来界定自身，从而为情感民主和对话民主开辟可能性。这种跳出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争论的自我框架，为当代政治哲学的生活转向提供了建设性的路径。
关键词：行动的自我；惯例；伦理的生活方式；反思性
中图分类号：D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13）04-0046-06
政治的出发点是自我，自我是政治社会存在的基础，自我观的分歧是西方政治哲学各种流派之所以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之一。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 ）的政治哲学包括生活政治、生态政治、文化多元主义、欧洲社会模式、“第三条道路”、全球治理结构等诸多内容，它以自我为阿基米德点，借助情感民主（emotional democracy）的自然力量，通过对话民主（dialogic democracies）的设想构建实现全球性团结的新手段。其中，“自我”是理解、探索、还原和评估吉登斯政治哲学的基本视角，是把握其政治哲学内在思想理路的核心环节。
一、自我的心理模型：本体安全系统、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
吉登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另辟蹊径介入主流政治哲学有关自我观的探讨，其自我观以弗洛伊德、米德、埃里克松等社会心理学家的自我理论为基础。弗洛伊德以及早期的精神分析理论家用ego（自我）表示自我概念，把个体的心理组织系统划分为“自我”、“本我”（id）和“超我”（superego），其中，“超我”是“自我”的理想状态或模式。在吉登斯看来，自我和本我的这种区分对理解行动者的完整性常常造成混乱，亦无法很好地分析实践意识。笛卡儿哲学和米德后期哲学在内的所有各种哲学思潮都把自我等同于“主我”（das Ich），把它设定为行动者（agent），吉登斯则认为自我和“主我”不完全是一个意思，自我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
在对这些理论进行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吉登斯尝试建构起一个由基本安全系统（basic security system ）、实践意识（practical consciousness）和话语意识所组成的自我分层模型。基本安全系统是埃里克松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是自我心理组织系统的基础，所有其它层次都建立在此基础之上，因此，它是个体行为的动力源泉，确保个体获得确定感。实践意识指的是“行动者在社会生活的具体情境中，无需明言就知道如何‘进行’的那些意识。”①话语意识指的是“以话语的形式进行表达”的意识。实践意识与话语意识在维护自我本体安全系统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前者起着根本性的作用。严格上讲，从行动者的层次来看，社会生活存在于常规性的社会实践中，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深嵌于行动者的实践意识之中：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生活背景下“知道如何行事”，而具有大量知识的社会行动者的行为只有部分才出于话语意识。社会活动的具体情境有一个特点，就是人类行动者的反思能力始终贯穿于日常行为流之中，但“这种反思性只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于话语层次，行动者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大抵止于实践意识。”[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2页。也就是说，与话语意识相比较，实践意识更能维护自我本体安全系统的正常运行，这也正是吉登斯政治哲学之所以十分重视日常生活的原因所在。
吉登斯自我模型的提出是缘于全球性共同体中的自我遭遇生存性问题（existential issues），自主性（autonomy）让位于依赖性，自我觉知变得模糊不清，对人与抽象系统（abstract system）缺乏信任，自我认同难以维持。至于如何解决自我在当下所面临的困境，吉登斯告诉我们，“只有依据基本的安全体系即本体安全感的源泉，个体才会拥有通过基本的信任从认知上组织起来的与个人和客体的世界相关的自我经验。”[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0页。自我问题既然可以从本体安全体系方面着手解决，那么，只要找到恢复本体安全感的落脚点，此问题便迎刃而解。在上述论述中我们提到，本体安全系统的维护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实践意识，而在有组织的例行常规的背景之下，实践意识存在于常规性的社会实践中，在日常生活中，它被转化为惯例，即社会生活经由时空延展时所具有的例行化特征，社会生活日常活动中的某些心理机制维持着某种信任或本体性安全的感觉，这些机制的关键正是例行化。因此，通过完成各种例行活动，自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维持一种本体安全感。
二、自我作为政治行动者：选择伦理的生活方式
惯例对自我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问题在于，日常生活中存有各式各样甚至重复的惯例，什么样的惯例对于维护自我的本体性安全最为关键？在吉登斯看来，最能带给自我确定感的惯例是生活方式。它是关于满足生存和发展需要而进行的全部活动总体模式和基本特征的范畴，反映的是人的全部生活活动，一般地说包括两个方面，即物质的和精神的。
在吉登斯的理论体系中，“生活方式”具有日常用语的含义，指“在严厉的物质束缚条件下的决策（decisions taken）和行动进程（courses of action）”[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页。，它在本源上不只是生活显现样式，而是其背后隐藏的生活本质的显现。具体而言，“生活方式把我作为一个人是什么真正表现了出来，或者用更切合于表现主义观点的说法来表示：生活方式把我作为这个人或这个社群的一员是什么，真正地表现了出来。”[加]查尔斯·泰勒：《黑格尔与现代社会》，徐文瑞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39页。它暗含着的价值观为自我提供身份规定的框架或视界，“在这种框架和视界内我能够尝试在不同的情况下决定什么是好的或有价值的，或者什么应当做，或者我应赞同或反对什么。换句话说，这是我能够在其中采取一种立场的视界。”[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7页。在这层意义上，吉登斯把生活方式界定为“个体所投入的多少统一的实践集合体”。[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92页。惯例化的实践虽然不是一种制度，但惯例的特性可以促成一种集体精神的产生，这种集体精神与认同的结构化特征相契合，可以为自我认同提供规范的作用。生活方式确保自我认同的生成性，减缓自我在塑造過程中受到来自外在全球现代制度的冲击。
现代社会生活方式受到地方性与全球性的交互辩证影响，具有多元性。在多元的场景中，自我必须在抽象体系所提供的策略和选择中做出决策，找到她或他的身份认同。另外，“选择本身需要带有道德的意味。选择必须包含一种更高地褒扬一种生活模式胜过另一种生活模式的道德决定。”[美]理查德·舒斯特曼：《生活即审美：审美经验和生活艺术》，彭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就这点而言，对生活方式进行决策最好地展示了自我的行动性。更为重要的是，对生活方式进行决策同样包含着政治意蕴：只有个体真正自由地选择在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行为方式，才能抵制日常生活的异化，日常生活由于重复性、单调性和琐碎性经常被认为是同高雅的政治文化生活相对立的庸俗生活活动，不但遭到大众的遗忘，而且还被历代统治者利用。他们除了在理论上和思想上有意识地回避或贬低日常生活的意义，还进一步设定一系列理性规则和社会道德制度，规定日常生活的基本原则和规范，从而控制社会大众的一举一动。自我得以形成自主性。对自我而言，通过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与决策，一方面自我进行自由选择达到自由主义所谓的“彻底的自由”，另一方面又可以让价值体系进行不断重构，达到德沃金所谓的“自主”，通过惯性使得选择合法进行，无需依赖辩护，满足图根哈特的自我决定的条件。通过自主自觉的、个性化的选择和重构，大大强化自我的自主能力，即实行个人生活民主化和推行个人生活的自主原则，从而在“没有义务就没有权利”的框架下行事。这种自我的追寻过程无疑增强了个人的尊严，强化个体的公民责任意识和个体行动的真实体验，提高了个体与他人交往的平等性和自主性。
那么，行动的自我应当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把人的生活方式分为三种：享乐生活、政治生活和思辨、静观的生活。对吉登斯来说，选择哲学或信仰的生活方式对于今日普通的人们已经不太可能，在情感和理性的基础上重建积极的生活方式才是比较明智的做法。现代的生活方式固然多种多样，然而无论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皆需要相应的价值理论作保障，需要一种伦理学来确保人类生命神圣的价值、普遍的人权、保护物种、关心未来的一代以及现在的儿童等所有价值。因此，他提出，在全球性共同体的背景下，我们要选择伦理的生活方式，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其一，提倡生态伦理，寻找生态危机的根源，倡导生态保护，关心生态问题；其二，自我经常肯定自我，具有坚定的自信心，能够积极面对各种风险；自我具备充分的自主性，具有全面的反思能力，有足够能力获得安全感，有自我認同和自我实现的能力，依靠自我（而不是依靠他人或团体）的努力获得幸福；自我积极地参与私人与公共领域内的事务，具备责任意识；其三，国家与全球性共同体要有责任感，把社会正义标准作为基本标尺，关心本土性团结与全球性团结，取缔暴力，倡导对话与和平。
伦理的生活方式固然让我们很憧憬，但在理论上我们更要搞清楚，为什么要选择伦理的生活方式？吉登斯说，“如果不存在超越历史的伦理原则（transhistorical ethical principles ）的话，那么人性如何能够用无暴力方式应付‘真正信仰者’的冲击呢？”[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70页。他把伦理原则视为人本身应该具有的品质，视为我们人类内在的一个东西。用尼布尔的话来说，就是“人的本性使人生来就具有一种使人与其同伴相处的天然联系：甚至在人与他人相冲突时，人的自然的本能冲动会促使人去考虑他人的需要。”[美]莱茵霍尔德·尼布尔：《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蒋庆等译，贵州人民出版杜1998年版，第2页。虽然我们身处后传统社会，但我们应该仍把自己看作是一种规范的存在，甚至看作是期待与对方团结并相互尊重的存在，所以，在吉登斯看来，“我们为什么要选择伦理的生活方式”这样的追问本身就不应该作为一个问题，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所在。
三、自我的概括与界定：行动者的反思与关系
（一）在反思中概括自我
在多元化的现状中，自我需要选择伦理的生活方式，就自身而言，它还需要在行动者中概括出自身，充分意识到自身的个体性和自由。同时，自我还需界定自身，与自身拉开距离。吉登斯声明，自我不等同于行动者：“行动者指的是作为整体存在的人类主体，定位在活生生的有机体肉身性的具体时空之中”[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1页。。自我是行动者概括出来的行动者，表明自我在外延上小于行动者，是某种缩微了的行动者。并且，自我是实质上的行动者，并且由行动者自身所赋予，具备行动者的所有特性。行动者跟自我最大的区别在于，“自我不是处在行动者之中的某种微型的能动作用机制，而是某些唤回机制形式的总和。”[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1页。唤回机制指的就是反思性（reflexivity），换言之，行动者通过反思性来概括出自我，在晚期现代性的情境下，自我，如同自我在其中存在的更为广泛的制度背景一样，必定是反思性地产生出来的，“自我成为一项反思性的工程”[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页。。反思性也体现在自我认同上，自我认同的“内容”，即个人经历由之建构的特质，会随着社会和文化的改变而改变，正是反思性才确保自我认同的社会性。自我不是由外在影响所决定的被动实体，在特定的变化情景下，一种关于自我认同的反思性秩序会为有限的生活历程赋予一致性。
不得不提到的是，反思性是人的一种基本能力，它指的是“把有关活动条件的信息作为经常重组和重新定义该活动是什么的手段”[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杨雪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96页。，为什么吉登斯会如此重视反思性？或者说，反思性在晚期现代性阶段有什么新的涵义？反思性固然由来已久，但是，反思性的广度与深度与早期现代性阶段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后传统社会是以现代性为“巨大的否定性镜像”的一个全面反思的社会，在范围上它是全球性的：我们社会已经成为反思性的实体，未来已依据现存的知识在其赖以存在的环境中被反思性地组织起来。它不仅对自我本身进行反思，而且还对制度进行反思。自我过着一种积极的生活，而不仅仅只是被动地接受各种各样的安排。在吉登斯眼里，反思性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是晚期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他把反思现代性作为对晚期现代性阶段各种问题的反应，人们做出的任何决定都依据对其行为条件或多或少持续不断地反思。贝克指出，吉登斯如此关注“反思性市民”的形象的原因在于，“个体的自主性与责任必须被重新调整以适合其认识与活动范围”[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页。。反思既是后传统社会的条件，也是后传统社会的结果：“反思对生活史和文化传统的闯入，培育了个人生活筹划中的个人主义和集体生活形式中的多元主义。同时，共同生活的规范也变得具有反思性；普遍主义的价值取向由此而成为优势。”[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20页。
（二）在关系中界定自我
吉登斯认为行动者通过反思来概括出自我，但是，自我如何界定自身？这首先牵涉到自我的定义，在哲学上，它被定义为“一种拥有身份（或正在努力发现一种）、有深度和复杂性的存在”[加]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页。，它被理解为对我是谁这个问题的回答，“而这个问题在说话者的交替中才发现其原初含义。我通过我从何处说话，根据家谱、社会空间、社会地位和功能的地势、我所爱的与我关系密切的人，关键地还有在其中我最重要的规定关系得以出现的道德和精神方向感，来定义我是谁。只有在与某些对话者的关系中，我才是自我。”[加]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50页。所以，米德、黑格尔、伊曼纽尔·列维纳斯、阿克塞尔·霍耐特、查尔斯·泰勒、弗朗西斯·福山等学者认为，自我的关键特征之一在于，“一个人在其它自我之中才是自我”，自我是相对于他者而言的，意味着只有在社会关系中，只有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确立起自我，也就是，用他者来界定自我。
吉登斯虽然没有像查尔斯·泰勒提出的那样通过他者来界定自我，但他提出用关系来界定自我，并把它具体到在亲密关系中发现自己，并且，以一种情感认知的方式去“发现他人”，领会他人的品质，最终确立自我认同，获得他者的承认。黑格尔提出他者的认可才使自我真正地感到满足，米德认为类主体的同一性来自于主体间承认的经验，这些理论都让吉登斯意识到，自我在关系中之所以得到他者承认的前提在于，自我首先得自我肯定，确立起自我肯定意识，然后才可能在关系中界定自身，“自我意识首先把自己想成意识；在意识里面包含着一切客观的显示和它的现实性与它的对方的肯定的、直观着的关系。其次，自我意识意识到自己是自我意识，由于意识到自己，它就是独立的，但还只是对于对方采取否定态度的独立自为。”[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76页。就是说，自我在关系中通过他者确立起自我，但在这之前，自我得先通过自我肯定，意识到自身的存在，明确自身与他者是两种不同的存在。因为只有先确立自身，在逻辑上才有可能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存在构成“关系”。反过来，这种关系又进一步使自我意识到自身的存在。
接着，吉登斯指出，肯定的自我关系仅仅随着承认經验的同步出现，这个事实可以被理解为：它为个体的自我实现指出了必要的条件。个体自我实现的“客我”要求个人能够把自己理解为独一无二和不可取代的个人，问题是，自我肯定意识如何产生？“从整体上来说，爱、法律和团结，这三种承认形式构成了人类主体发展出肯定的自我观念的条件。因为，三种承认形式相继提供了基本的自信、自尊和自重，有了它们，一个人才能无条件地把自己看作是独立的个体存在，认同他或她的目标和理想。”[德]阿克塞尔·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胡继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5页。因此，吉登斯选择从浪漫之爱、融汇之爱（confluent love）的视角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浪漫之爱以爱情理想的方式出现，把一种叙事观念导入个体生命之中。随着19世纪晚期以来女性性解放与性自主的兴起，浪漫之爱的理想逐渐破碎，出现了融汇之爱。融汇之爱建立在信任、尊重、平等和沟通的基础上，最大特点就是向他人敞开自己，假设情感予取上的平等性。同时，“融汇之爱”意味着亲密领域较多的依赖于谈判和公开交流，而不是依赖传统的期望、角色和准则；女性从生殖的压力中解放出来，与男性达到一种平等、开放、信任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成为对社会生活进行大规模情感重组的媒介，可以导致一种新的民主方式的产生。在吉登斯的思想体系中，民主就是“产生这样一种公众舞台的方式，在其中所争论的问题原则上能够通过对话得以解决，或至少是被处理，而不是用预先确定的权力来实现它。”[英]安东尼·吉登斯：《为社会学辩护》，周红云、陶传进、徐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17页。亲密关系中“融汇之爱”的这些特性——平等、参与和沟通，都符合民主政治价值观，两者之间存在着一致性。
在此基础上，吉登斯得出如下推论：性民主可以使个人生活中亲密关系间的情感民主化成为可能。他认为亲密关系的变革可能对整体现代制度有着颠覆性的影响，在其中，“情感满足（emotional fulfillment）取代了最大化的经济增长的社会极其不同于我们眼前所知晓的世界。”[英]安东尼·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陈永国、汪安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亲密关系的变化以“自下而上”的形式迅速扩展开来，个人生活的民主化作为一种可能性从根本上引申到友谊关系，而关键的则是引申到父母、孩子和其他亲属的关系上来。针对亲密领域出现的趋势——情感民主化，吉登斯进一步推导，私生活领域内生的民主化紧密追随着公共生活中的民主理想：“如果将亲密关系看作是平等的个人纽带的相互协商，它意味着对个人关系领域的大规模的民主化，其方式完全可同公共领域的民主相提并论。”[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尹宏毅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吉登斯指出家庭民主与政治民主的标准令人惊奇地相似，私人领域的民主同全球性的民主政治语境相吻合，正在浮现的情感民主其实正是全球统一主义与传统思想斗争的前沿：“在最广延的层面上，个人生活的民主化与全球政治秩序中的民主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称。私人领域内的‘情感民主’（emotional democracy）有可能向外延伸为全球性秩序中的‘对话民主’（dialogic democracies）。”[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赵文书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34页。
何谓对话民主？它“意味着公共场合的对话，提供了与他人在一种彼此宽容的关系中相处的手段——不管他人是个人还是由宗教信仰者组成的全球社群。它坚持反对各种类型的原教旨主义。”[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杨雪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19页。在纯粹关系领域、社会自助团体和社会运动领域、组织领域以及全球民族国家体系领域四个领域建立的对话民主扩大政治行动主体，使现存的制度进一步民主化，满足全球时代民主化的要求。在这四范畴的基础上，我们能在国家和全球网络内深化和扩展民主，这一进程被称作在世界主义基础上对民主自治的巩固——或者简称为“世界主义民主”。他说：“对话民主的进步一直依靠社会经济变革中相互联系的过程。在一个习惯了文化多样性存在的世界中，对话民主化可能是公民的世界主义的核心。”[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杨雪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57页。
吉登斯把民主理解为生活方式，通过身体之间的自然情感，从私人领域到公共领域重建民主模式。这种思考的路径并不仅仅把民主概念限定在正式的政治领域以内，而是强调各个层级上的交往，包括地方层级，国家层级，国际层级上的交往，它不在于增加权利或代表利益，而在于承认个体化和多样化，通过把全球性置于政治想象力、行动和组织的中心，把自治与团结连接起来，在确立一种全球性的政治舞台。然而，一切对于公共事务及其相关利益的讨论过程势必充满着争议，自然会存在各种不同标准、意见和观点，这就需要一种具有公正性、并获得公众统一拥护的是非善恶的标准。如果没有这种标准，对话民主不可能通过对话形成政策和行为。尽管它是连接自治与团结的一块最好的积木，对话民主依旧无法回避理论上的质疑：如果双方没有共识，没有相似的背景，没有专门知识，没有哈贝马斯所谓的“理想的言說情境”与“对话伦理原则”，没有阿伦特所提倡的能让不同的人拥有可以自由讨论的“公共空间”，对话能否顺利展开？如果双方不能互相理解，不能达成共识，那是否意味着对话将永远继续下去，也就是说，对话存在着永远不能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如果这样，对话民主如何实现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和谐共同体？再者，从逻辑进程上看，对话民主由情感民主推进而来，这种过渡是否意味着民主以从下到上的方式进行推进？如果是的话，我们还需进一步追问，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内的民主是否同质，是否有比拟不论的嫌疑？因此，固然对话民主“可以很好地激发那些不同于在国家和全球化层面上的政治形式的突显”，但作为一种民主模式，它还缺乏一定的理论支持，还需要一套与之相匹配的制度体系。也正因为如此，吉登斯通过身体观为其政治哲学试图寻求实现全球性团结的新手段、探索当代政治哲学的出路提供了重要的方案，但是，此方案的可行性与合法性还有待于理论上的论证。
四、结语：跳出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争论的自我框架
新自由主义的自我观以罗尔斯的理论为主要代表，他在《正义论》一书中提出，“自我”不但优先于它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关系，而且不为自然偶然性和社会任意性所影响，不受任何客观必然性的支配，不受需要和欲望的限制。这种自我观被威尔·金里卡在《当代政治哲学》中概括为“无拘的自我”（embedded-self），其主要特征在于“自我优先于由自我确定的目的”，自我的选择能力优先于善。正是个体具有某些先于社会的自然权利，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才得以确立。
罗尔斯为自我的选择能力优先于“善”提供的这些证明难以令人完全信服，遭遇各个方面的质问，尤其受到社群主义强烈的批评。桑德尔主要攻击“权利先于善”这一命题以及由此所暗含的那种主体观念。在桑德尔看来，“把主体安置在某种原初状态”这样的设想不成立，它没有回答，“在什么意义上自我作为一个具有选择能力的行为者‘必须’优先于其所选择的目的？”[美]迈克尔·J·桑德尔《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万俊人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桑德尔断言，只有生活在历史之中，只有我们在共同体中才能确定自己是历史的承担者，从而成为一个有“品格”的人，对目的的选择不是任意的选择，而是进行认真的思考，不仅探询我真正需要什么，而且也要探询我到底是谁，后者超越了对自己欲望的关注而对我的身份本身进行反思。在这层意义上，自我被嵌入在共同常规之中，自我并非“无拘的自我”，而是“镶嵌的自我”（unencumbered self）。
这里暂不提桑德尔对罗尔斯这种抽象主体的批评是否恰当中肯，因为就这个多元的时代而言，无论是“无拘的自我”、“镶嵌的自我”还是后现代主义提出的“解构的自我”都无法从容面对全球化时代新的政治空间，社会生活环境的变动需要我们用多维度视角探讨自我问题。从这一动机出发，固然吉登斯的自我理论还存在诸多问题，比如，缺乏类似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在理论上的严密论证，在自我选择伦理生活方式时对自身的要求与在如何维持生活方式的多样性问题上都还欠缺考虑。但是，其理论对我们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一是，就自我问题上，它提供了一个不同于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解释框架。“行动的自我”强调，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情况下，自我选择一种伦理的生活方式，发挥每个行动者的权力，选择“对话”的形式让个体权力与国家权力协调发展。事实上，相对于着眼国家或政府的主流政治而言，这是一种希冀发掘出每个人内在哲学潜能的政治，建立一种从下到上，从私人领域到公共领域的一种政治新模式；二是，行动的自我与“生成性”的日常生活进行联姻表明吉登斯把眼光投向正式政治领域之外的社会生活，力图从日常生活中攫取养料，从日常生活出发来探究政治哲学的新出路。
（责任编辑：熊 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