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有燉杂剧看明代卫所军户生存状况

学习，且受命与秦、晋、燕三世子“分阅卫士”[5]卷八·本纪八。洪武二十八、二十九年朱有燉两次率军出巡边塞[5]卷三·本纪三，其行军路线图，任遵时先生考订如下：

开封渡黄河—太行—蓝京—居庸关—开平—可温海—黑山—集宁—大同—恒山—广西—紫金关—开封[6]。

其中，开平是明军巡御的重点。开平即元上都，“位于长城以北三百里左右的地方（今内蒙古多伦西北），正当北京的正北面”[7]P136是锁儿防操之所，桃源景故事展开之舞台：桃源景得悉李钊充军口北后，说要“赴上都觅儿夫”；赵官宝想念丈夫，其唱词“知他在黄沙蹟里白海坡西、黑松林畔紫岭山隈”（第三折）描述的也正是开平的环境[8]。洪武初年，明军攻占上都；洪武二十九年左右设开平卫驻兵屯田，朱有燉父子曾参与其事毋庸置疑[9]P37，57。

《团圆梦》及《桃园景》既以事实为基础，且出自深谙明初军队内幕的亲王之手，若详加考察，应能对明初军户制度及卫所军户生活状况有更深入之了解。

二

明初卫所兵源有四：从征、归附、谪充军、垛集军。其中，主力是归附军，“垛集和谪充军主要起到的是补不足的作用”[10]P130。李钊是谪充军，有必要讨论的是钱、赵两家的军籍来源。

明初为满足卫所（尤其边地卫所）兵源的需要，常行用充军制度，所谓“明初法严，县以千数”[5]卷九十三·刑法一；成祖喜怒无常，文臣稍有过失亦有充军的危险：永乐二年享太庙，户部右侍郎李文郁未陪祀，被礼部弹劾，谪戍三万卫[11]卷六，P108；永乐四年，庶吉士孙汝敬以“诵书不称旨”充军江南[5]卷一百三十七·列传二十五。李钊因“失仪落简”被谪开平卫实属正常。

谪充军士与普通军士在管理及待遇方面均有明显区别：首先，谪充军特号“恩军”。“洪武二十七年（1394），太祖诏兵部，凡以罪谪充军者，名为‘恩军’”[12]P127，他们独立编制，由刑部专立文簿，登记个人姓名、年籍、乡贯、住址，照依南北籍编成排甲。每一小甲管军一十名。每百户该管一百一十二名。一样造册二本，将各总小甲军人姓名、年籍、乡贯、住址并该管百户姓名、充军卫分注写明白，一本进赴内府收照，一本同总小甲军人责付该管百户领取充军[12]P98。其次，恩军月粮少于普通军士，连按例发放的棉布、棉花亦少于普通军士[12]P128。再次，恩军承担的差役更繁杂，如李钊就要充当铺兵。最后，正因谪充军的罪罚性质，谪充军士及其家属要面对来自其他军士和普通百姓的刁难与鄙视，如李钊被邻里呵斥“今日下雪，你李钊家怎地不出来打扫街道？”达军更当面调戏其妻，故而桃源景抱怨说：“受了些妇女俫儿泼气息，邻里街坊短见识。”（第四折）

赵友谅受上司优待（其自述“上下官府见老夫有几贯钱钞，又志诚忠厚，也不争有重差使派与老夫身上。”——楔子），可见应非谪充军；钱家能与其结亲，亦应非谪充性质。那么，钱、赵两家是否垛集而来？洪武二十四年明廷制订“垛集军故，户止一丁者，勾有丁贴户起解”的政策[10]P139，又“永乐三户垛充军役，每户轮戍一年，往往逃亡”[13]卷一八0，弘治十四年十月癸酉条，钱、赵两家数十年在营，且继昭死，锁儿作为独子尚需袭职，可推断非垛集军，剩下只有从征与归附两种可能。为便于探究，须进一步检讨剧本提示的各种信息。

剧中交代，锁儿18岁时，赵家使媒婆到钱家问亲；钱继钊死后5年，赵友谅“见女儿也大了”（官宝23岁），贴钱嫁女；成亲后锁儿往口北操练前后3年。锁儿死于宣德八年，则二人成亲当在宣德五年，问亲当在洪熙元年。又，宣德八年钱婆自述73岁，若按夫妻同龄论，继昭死于65岁，永乐五年，其当为46岁。如此，逆推得锁儿年表大致如下：

洪武元年，明王朝置济宁卫、济宁左卫，隶属山东都指挥使司；同年八月，改调济宁卫为燕山右卫。洪武十四年，楚王桢就藩武昌设三护卫（武昌左、中、右护卫）。永乐五年，为削弱楚藩势力，朱棣将武昌左护卫改调为济宁卫[14]。其年，钱继昭46岁，赵友谅稍小（赵称钱为“老兄”）但已有二子；显然，钱、赵两家是随军调卫至济宁，他们的入卫时间最早应可上溯至洪武十四年，其时继昭21岁。

“明初，为表彰从征军士的功劳，朱元璋曾多次下令起取‘年深’军士赴京，授以官职”，“起取时间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一直延续到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期间甚至“惠及部分归附军”，因而张金奎认为“从征军自然更会普遍受益。明初绝大多数从征军因此进入军官群体应该是没有疑义的。”[10]钱、赵两家虽已年深而仍为普通军士，基本可推断为归附军。

明军中尚有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军士，早期主要是归附兵，后亦有佥发驻地土著而来。洪武二十二年，朱元璋曾命荆州左护卫、武昌诸卫等“各造营房三千间以居鞑靼军士”；“所谓‘鞑靼军士’，实际并不全是蒙古人，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回回人与其他色目人。”“因其结构复杂，后来官方文件便以‘达’代‘鞑’，统称之为‘达人’。”[15]达人军士即“达军”。锁儿所在的济宁卫（原武昌左护卫）有达军，作为边地卫所的开平卫自然亦有，《桃源景》就写到蒙古兵应差：

（扮孤上云）吾乃是守把山口的千户。如今下着大雪，不见了两匹马，使两个达军，去山下寻马。去唤达军来。

（二净胡人扮上作番语了）

（孤云）这达子，你说番语，我不省得。你学汉儿说与我听。

（净云）官人，马不见有，下着大雪，那里去寻那马有。

并生动地描摹了达军的模样及生活习性：

（旦唱）我见他短头发打着练搥，长系腰是帖各皮。有几根黄支沙占粘唇髭须……他将那臊羊皮胡乱来遮冷，酸马乳权时且止饥。（第三折）

不管军籍来源如何，一旦著籍就世袭服役，非皇帝特恩无以脱免。洪武二十三年潮州生员陈质因父死，“有司取其补伍”，最后是太祖考虑到“国家得一卒易，得一才难”，特准脱籍[16]卷六一，P1168。继昭死后，其独子锁儿承袭军职；锁儿死，则到其原籍点取族人顶役，如非绝户，军役不除。友谅健在仍服役，如身故，则势必在其二子中选一为正军，另一子是为军余，补贴正军。李钊被谪开平卫，若无赦免，其子孙亦必世袭军籍[17]。

三

明初推行卫所制度，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最高长官为指挥使；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最高长官千户；百一十二人为百户所，最高长官为百户；百户所下设总旗二，每总旗各五十人，军官称“总旗”；总旗辖小旗五，小旗是最小、最基层的军官，领军士十人[16]卷五九，P1126。在卫所管理架构中，百户、千户始算有品武官，如千户在《桃源景》剧中的扮相特别注明是“孤扮”（官员打扮），被下属尊称为“官人”。小旗又称总小旗，直接管辖到具体军人，如《桃源景》剧中的总小旗上场就说“今日天道冷，坐铺巡城的人少”，命令李钊巡城（第三折）。

赵友谅、钱继昭父子及李钊身处军队最底层，既要绝对服从卫所武官的掌控，又要忍受卫所文官的压榨。对欺压军士的将官，朱元璋曾痛骂“这等官人，上坏朝廷的法度，下苦小军，略不有些哀念，将那小军每苦楚，也不如猪狗。”[18]P729-730永乐年间，“成祖虑内外将校不能抚恤军士，以致逃亡者众”下诏严惩[11]卷六，102；宣德间情况愈见恶化，宣宗曾谈及“比闻官旗吏胥人等，妄意诛求，多立名目，裒取月粮，勀减冬衣棉花。亦有都指挥指挥假托公事，徧历取材，乃以军粮布花，变易金银馈送，所以军士衣食不充，多致逃窜。”[11]卷十，P185出于保持军队稳定的考虑，宣宗对武官往往从轻处置，“纵容和助长了军队内部的贪污腐败之风”[7]P183。朱有燉借桃源景之口尖锐抨击军队管理层的冷酷无情，并特别揭露卫所文职机构经历司吏员的无耻行径：

旦唱【尾声】……想当日编入军卒队伍，垒垛修城运砌石，坐铺看营载木植。很剥剥狰狞似经历每，恶狠狠豺狼般总小旗。祗侯人频来索酒食，令史每明白要镘底。受了些妇女俫儿泼气息，邻里街坊短见识。（第四折）

经历司主要负责卫所非军事日常事务，如印信、钱谷、文书往来等，最高长官为经历（从七品，月俸七石），是文职流官，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房（也有根据实际情况合并），其中兵房下设有恩军科，专司谪充军的管理。卫所吏员升迁极难，宣德间未经科举选拔的吏员更无望进入官僚系统，“在此背景下，小吏根本没有向上的动力，纷纷把目光转到中饱私囊上，各类腐败现象应运而生。”[19]如桃源景所控诉，开平卫的吏员除经常到其小酒店白吃白喝外，还公然索要钱财（镘底）。经历司系统的腐败显然是公开的秘密，否则，身为亲藩的朱有燉绝无理由如此歪曲朝廷官员形象。

四

明代军人差役繁重，除要承担征战、守土、操练、屯种等主要责任，还要服各种杂役，且经常被各级将领私自役使。纠缠官宝的片舍认定锁儿无法与己竞争的理由除“钱家十分穷困，饭也无的吃”外，就是“军身又累得慌”（楔子）。

永乐年间明廷开始实施“班军”制度，给军士带来更大负担。所谓班军，“是指以卫所军户为主体的旗军离开自己所隶属的卫所，周期性地到指定的、相对固定的地点或地区，从事以军事戍守为主的活动。”其中以河南、山东等卫军入卫宣府、榆林等边地，是为边军[20]。《团圆梦》明确点出锁儿应的是“边军”役：

（外扮桦老上云）如今起取操练军士，有济宁卫欠军若干。但是少壮的都去，官人差我来唤钱锁儿去口北操练去。（第一折）

班军选补原则有三：精壮、正身、定额，其中“‘定额’最为重要，它一直是考察各级领班官员最重要的指标。”[21]显然，这就是锁儿被点差的严格依据。

成祖之后，明廷在北部采取收缩防御政策，开平卫孤悬纵深地带，防守艰难，最终于宣德五年回撤独石，新、旧址均采取轮戍形式，牵涉更多卫所，给兵源的补充和管理带来很大的麻烦[9]P58-60。锁儿出征口北在宣德六年，应是番戍开平旧址。

明代军士视班军为畏途。“每次上班之前都是百般拖延，不到下班便归心似箭；每次上班前都是由领班武官亲自点验解送，防止班军逃脱，每次下班，也点验后再由领班官员带回。”[22]原因是多方面的：

（1）经济压力大。按明制，军士“在服役期间的基本费用俱由家属支付，而路途遥远，耗资巨大，许多家庭因此破产”[22]。如《团圆梦》所述：这边赵官保把陪嫁首饰全给锁儿当盘缠，婆媳俩艰难度日；那边锁儿因延期服役、生活费用无着而卧病在床，仅靠房东何太公施粥勉强维持。（2）水土不服。桃源景、李钊是保定府人，生长北方，但连他们都说“这口北天气早寒”，塞外风雪“比着中国又增十倍”（第三折）。（3）精神压力巨大。军士远离卫所，无时无刻不牵念家人。按规定，班军春、秋两季出操，以半年为期，“但实际往往至期不得番代”[23]。延期服役令军士苦痛不堪，常是思家成疾，甚或死于戍所。锁儿即典型例子。他三年来远戍塞外，牵挂家人是其病亡的关键原因：“想着母老妻娇家寒力薄，朝夕萦挂以致染病深重”（第三折）。

较之普通军士，谪充军卒要承担的苦役更多。从上引桃源景唱词可知，李钊要“垒垛修城运砌石，坐铺看营载木植”，具体即搬运石头、木材，垒石墩、修城，看守营房、急递铺。其中看守驿站、充当铺兵是“役之至苦者也”[24]。作为明代三大邮驿（余为水马驿、递运所）机构之一，急递铺在文书、物件传送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中边方地区的驿递，往往由谪充军士任铺兵[12]P30。李钊一文弱书生，承担疾走递送文书之任务，其疲累可知。谪充军士还得负责诸如扫大街等杂役，左邻右舍均可对李钊发号施令。以剧证史，研究者关于明初文臣充军著伍后管制较严、享受特殊待遇较少的判断[12]P163是正确的。

五

明代军士月廪极少，连朱元璋也不得不承认：“天下卫所军士，皆四方之人，乡里既远，贫乏者多，月给廪粟，仅足自给。”[25]在卫军户经济来源主要是三方面：耕种军田、在卫家属经商（如桃源景泼辣能干，开着个“小小的酒店”维持生计）、原籍军户接济。原籍军户有供办军装的责任，有能力的家族甚至专门设立接济卫所军户的基金[26]，但如原籍族人境况不佳，或分离日久、关系疏远，其实也指望不了。至于种田和经商，则受卫所军户家庭劳动力的影响。如赵友谅有二子一女，劳力强，即使一子袭军职，仍有余丁，其家庭也就具备日渐富裕的条件；而钱继昭仅有一子，人丁单薄，无论是耕种或从事其他谋生都无法与赵家相比。

官宝与锁儿指腹为婚，可见钱、赵两家生活水平、军中地位原本相当；经过十余年后，赵家的优越显而易见：

1.家庭富裕，享受优待（楔子）。

2.赵妻恃财悔婚：“俺家不少吃，不少穿。有甚放心不下？敢又思量把我女儿官保嫁那穷厮？我一世也不肯便休开口。”（楔子）

3.赵友谅贴钱嫁女：“沿房首饰、花红酒礼，都是我家出办，不必亲家费心”（第一折）。

4.清明上坟赵有谅托大儿子带十余两银子救济女儿（第二折）。

相形之下，钱家是窘迫不堪：

1.家计艰难，不敢主动提亲。

2.无力款待媒婆，致使其恶意中伤破坏亲事。

3.无力娶亲，要赵家贴钱嫁女。

4.锁儿出征要靠官宝陪嫁首饰做盘缠。

5.锁儿口外操练，家中接济不上，仅靠屋主施粥苟延残喘。

《团圆梦》确凿无疑地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起码至宣德年间，明代军户已出现相当明显的贫富分化。

自然，富裕军户只占极少数，贫困是普遍现象。锁儿戍边后，

朱有燉着力描摹官宝的凄惶无助：一、独力奉养婆婆。丈夫赴口外操练两年多，婆婆七十三岁高龄，生活重担全压在官保身上。官宝靠纺织艰难度日，连上坟的酒都要赊借。二、生母嫌贫爱富，自其嫁入钱家便断绝往来。三、骚扰不断。明代军人出征在外，其妻受欺凌是极常见之事。洪武一朝，严惩奸恶，但奸宿奸杀军妇以致惊动到朱元璋的就已不少[18]P731-743。锁儿出征后，富家子弟片舍马上就打发媒婆上门引诱官宝，更趁上坟欲强行霸占。四、丈夫病亡，婆婆在财礼面前动心，有嫁媳之意。生活是如此困窘艰辛，官宝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不改嫁，要不自我毁灭。钱家的境况集中反映了明初卫所军户家庭的悲惨无助，官保的遭际可谓是明初大部分军妇生存状态的典型反映。

六

透过《团圆梦》和《桃源景》，关于明代军户制度及卫所军户生存状况，我们掌握的信息可归结为四点：（1）兵源多样，著籍难脱；（2）文武分司，饱受压榨；（3）差役繁重，班军尤苦；四、困顿艰辛，凄惶度日。考查剧本创作年份，不难发现其中饱含深意。明宣宗继位后，“改变了永乐时期主动出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基本上是消极防御”，“在蒙古势力不断进逼的情况下，明朝收缩了永乐时期的北边防线，其中最突出的事例是将开平前哨后移至独石”[7]P136。移卫事在宣德五年；宣德六年，朱有燉作《桃源景》；宣德八年，又作《团圆梦》；一方面念念不忘口北，另一方面是尖锐抨击军队腐败现象，再三申述军户之艰难，可见朱有燉对明王朝整个军备状况是满怀忧虑。事实上，朱有燉的担忧极富预见性，“放弃开平等地之后，长城以北也就失去很大一片军事缓冲区，蒙古骑兵可以毫无阻挡地直接冲向明朝北部防线上的任何一个关口”[7]P136。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震惊朝野，时距有燉逝世仅十年。

参考文献：

[1]吴梅.奢摩他室曲丛[Z].覆明宣德宪王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

[2][日]青木正儿，著.王古鲁，译.中国近世戏曲史[M].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5：147、151.

[3]冯燕群.朱有燉杂剧乐户女性生存环境论[J].四川戏剧，2006（4）.

[4]郭英德，李志远.明代戏曲序跋汇选[DB/OL].http///zt/greatwall/ccyjlwj11.htm.

[24][明]周晖，著.张增寿点校.金陵琐事[M].卷四.南京：南京出版社，2007：67.

[25]“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明太祖实录[M].卷一百一十一，洪武十年二月辛酉条，台北，1962：1846.

[26]张金奎.晚明原籍军户生活实态浅析——以族谱资料为中心[DB/OL].中华文史网，http：///xlxh/35915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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