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从西方基督教音乐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西方乐器在中国发展以及近代学堂乐歌的出现三个方面，来对早期西方音乐传入中国进行调查研究。总结西方音乐在中国传播、生存、发展的历程以及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影响，为进一步探索在保持本国、本民族音乐艺术价值观的基础上，如何利用西方音乐文化的长处，传承、发展中国传统音乐，探寻学校音乐教育改革的道路。
关键词：基督教 学堂乐歌 乐器 教育改革
中图分类号：J639 文献标识码：A
一 西方基督教音乐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西方音乐在中国的传入及发展已经有很长时间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唐朝是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一个历史高峰，开放的社会环境促进了音乐文化的繁荣昌盛，当时的统治者开放国门并支持中西方在文化方面的交流。同时期，欧洲文艺复兴、航海术逐渐发展，东西方海上的交通越来越发达，为欧洲盛行的基督教文化传入我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与语言、教义相比，圣咏这种较通俗的教会音乐更为便捷的传入了中国。据史料记载，公元635年《景教三威蒙度赞》和公元731年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可以作为早期西方音乐在我国传入的考证，《景教三威蒙度赞》就是当时景教音乐传入的主要标志。
唐末，景教在中国内陆地区的传播逐渐消逝，但在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却还在普遍流传，北方和西北地区与欧洲大陆在经济、语言、习俗等沟通甚广，一些传教士借着此时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环境，陆续为中国传入更多的西方音乐活动及乐器。随着元朝建立，景教在中原地区又有了新的发展，并且地位不断上升，在部分地区甚至更盛于佛教，同时也产生了新的名词“也可里温”教或“阿尔开温”教。忽必烈在位期间，元政府与罗马教廷相互交流，在京城大都曾设立天主教堂，并开展了“咏唱”活动还成立了儿童唱诗班。
元朝时，意大利天主教方济格会会士柏朗嘉宾和法国天主教方济格会会士鲁布鲁克均通过当时的政府委派出使过蒙古汗国，在记叙文章中可以了解到，当时蒙古宫廷官员、贵族中有许多基督教徒，并在基督教教堂里公开举行礼拜仪式，歌唱赞美诗，教徒聚会歌唱赞美诗的时候，还吟唱自编的赞美诗。
明代初期，中国实行了禁海政策，到了中后期才恢复了与各国的交流。明万历年间，意大利罗马的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向皇帝进献了代表当时西方主流乐器的击弦古钢琴，并被允许在内廷演奏宗教音乐。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期间还著有《西琴曲意》，这是他的即兴之作，采用了16世纪意大利抒情诗歌题材，包含了宗教箴言、意大利抒情诗句及个人经历的感悟，并采用汉语韵律，看上去像极了翻译后的宗教歌曲的歌词。
清代初期，顺治帝对天主教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康熙帝在早年也是采取松弛态度，直到基督教教义冲击了中国宫廷统治、利益、儒学等问题的情况下，才真正对其有所限制。但是在京城和一些发达地区依旧有教会活动，当时著名的有《天乐正音谱》，一共包含套曲九部和二十章古乐歌。套曲九部的标题为“弥撒音乐”、“称颂生母乐章”、“敬谢天主的天乐”等。这是一部非常特别且具划时代意义的著作，不仅是因为作者吴厉，是中国首位赞美诗创作者，更因为他运用中国的曲牌和古词进行创作，且朗朗上口，从其中诸多的增减句来看，多是为了迎合曲调，也有可能是为了配合天主教弥撒或赞美诗的歌曲旋律而创作的歌词。
随着西方列强叩响了国门，越来越多的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同时也带入了更多的西方教堂音乐，例如，福州方言的《榕腔神诗》；潮州方言的《潮腔神诗》；英国新教传教士宾为霖编译的《神诗合选》；狄就烈以五线谱记谱的《圣诗谱·附乐法启蒙》；使用四线谱记谱的《圣事歌经简要》等。方言用于宗教思想的传播可以看出当时教会的活动已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基层。
19世纪，由北京美华书院刊印的基督教《颂主诗歌》出版发行。该书没有乐谱，只是排版整齐，且诵读押韵的中文圣诗，这是非常耗费时间和精力的巨大工程。书后的“英文说明及乐调引得”部分，列举当时通行的数本有谱的西洋圣诗谱集，指导演唱者某首中文诗可以同某首西洋音乐相配合。
二 西方乐器在中国发展
7世纪到9世纪，世界上有两个不同文明的国家开始崛起，并迅速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一个是中东两河流域的阿巴斯王朝，另一个是中国黄河流域的唐朝。它们都处于各自时代的黄金时期，并相互间交流的十分密切。从中西方现代社会的主流乐器来看，两河流域可以说是它们的发源地，从中世纪开始，就不断的向东、西两个方向进行传播。以弹拨乐器乌特琴为例，向西传入欧洲成为琉特琴，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又演变为现代的吉他、小提琴、大提琴等乐器；向东传入中亚，演变为拉弦乐器卡曼奇琴，之后传入中原逐渐演变为胡琴；而乌特琴直接与中原地区的早期直项琵琶相融合，演变为具有高度表现力和技巧的弹拨乐器——琵琶，这是东西文化结合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
元代中统年间西方乐器的传入还有被称为“兴隆笙”的古制管风琴。“兴隆笙”的出现引起了朝廷的兴趣，而且配合当时教堂歌唱赞美诗的情况，在宫廷内成为了大家所喜爱聆听的乐器，由它所演奏的赞美诗音乐尤其具有西方特点。但是由于其体积庞大和演奏风格、演奏方式、乐谱记录等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广泛传播，仅局限于宫廷，随着元朝的衰落赞美诗及管风琴的发展又一次告一段落。
与元代相似，在明万历年间亦有很多宫内人士参与教堂礼拜等活动，并对宣扬教义的宗教音乐和演奏宗教音乐的乐器感兴趣。因此，管风琴和古钢琴开始作为教堂音乐的伴奏乐器逐渐兴盛，但这类西方音乐依旧只是在贵族官员等小范围内流行，并未冲击到本土传统音乐。
清代康熙十年，葡萄牙人徐日升入京，也相继进贡了管风琴和古钢琴。康熙对于西方音乐非常感兴趣，使朝廷对传教士给予了宽容和优待，并开设教堂，从而加速了古钢琴及管风琴的传播。并任命南怀仁和徐日升为帝师，教授其西方音乐理论及西方乐器演奏。还通过葡萄牙传教士闵明我从荷兰使臣招来一名年轻的竖琴演奏家，并令其教授内监演奏竖琴。同时期，小提琴也被意大利传教士德理格带入宫廷，宫廷中出现了小型的管弦乐队。康熙帝对于音乐的爱好还不仅局限于从西方的乐器，他还召集律学家、音乐家编纂了乐理著作《律吕正义》。此书分为上篇、下篇和续篇，上、下篇谈中国乐律和自然律制，而徐日升与德利格完成的续篇“协均度曲”是完全的西洋乐理，其中每一页都有五线谱的谱例。
欧洲音乐的传播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即西方军乐队。西方军乐队的引入是中国人自身的选择，与“洋务运动”有着莫大的联系。清末时期，“洋务运动”的口号是“自强”，与军乐队的有力、威武、军队形成了默契。清政府为巩固其统治，聘用西方人为军事教官、借鉴西方军队训练方法、采用西方军队编制组建新式军队，从而中国开始正式的新式军乐队。例如，张之洞按照德国军队训练在南京建立的自强军军乐队，袁世凯在天津建立的北洋新军军乐队。
江南制造局出版的《喇叭吹法》是目前发现中国最早的西洋乐器教材，由美国人金楷理口译，中国人蔡锡龄笔述。《喇叭吹法》是江南制造局译馆中唯一的音乐书籍，全书从吹奏法开始介绍，其次是西洋乐理，最后是音阶练习，谱例全部使用五线谱。
随着军乐队的发展及西方乐器在国内的深入，各地区还不断成立了管弦乐队，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是中国最早出现的西式铜管乐队。20世纪，中国籍的队员被逐步的吸收进去，同时期，北大建立了自己的管弦乐队。乐队的壮大促进了西方音乐表演形式的传播，声乐、器乐的演奏在一些学校及社会音乐团体中逐渐发展，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的西洋乐器专业演奏员。
三 近代学堂乐歌的出现
清末“庚子事变”后，从日本等地留学回来很多青年学子，他们目睹日本“明治维新”后普及西方音乐的例子，更觉得需要在中国把音乐设立为教育科目中的必修，通过音乐的普及来传播富国强民的爱国思想。20世纪，张之洞在《重订学堂章程》中公布了这一举措，开始将音乐列为必修课程。
由路黎元主编《鄂督张宫保新制学堂唱歌》是我国最早出现的音乐教育文献。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向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歌曲，以五线谱和简谱平行印刷，均由张之洞作词，乐曲是路黎元根据德国、日本的歌曲改编而成。第二部分是“教育音乐学”，这一部分涵盖极广，是最为宝贵之处，分为四编；分别是“唱歌教授法”、“师范唱歌集”、“乐典大意”以及“风琴教授法”。“唱歌教授法”主要是路黎元留学日本时所学知识，其中包含日京音乐学校尹泽修二世教授的讲授内容。“师范唱歌集”收集了不同来源的歌曲，全部使用简谱，歌集细分为四类歌曲，适合于一般的庆典，从幼稚园到中学各级使用。其中适用于高等小学及中学的歌曲多为进行曲风格，提倡尚武精神的“练兵”、“海战”、“军歌”等歌曲标题。由此推断，当时中国的音乐教育受日本音乐教育影响比较严重，但也能看出，有志之士试图以此激励国人向上图强。
中国的第一首学堂乐歌《男儿第一志气高》，诞生于20世纪的上海。随着中国封建社会逐步消亡，大部分学堂乐歌的内容开始反映出中国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的要求学习欧美科学文明，同时又突出富国强兵、奋发图强的爱国主义及提倡民主的政治诉求，并结合诸如倡导中国民主革命《革命军》的作者邹容、秋瑾的被捕就义等英雄行为，使推翻满清的革命爱国思想在中国广为传播。
专业音乐院校的成立推动了音乐理论、音乐教育方向课程的进步，谢荫昌的《社会教育》、萧友梅的《乐学概论》、陈仲子的《近代中西音乐比较观》等著作都对西方主流的音乐理论及其教育体系做了全面系统的介绍，并运用于教学实践中，奠定了大批专业音乐素质人才的基础。在新音乐文化大力发展的土地上，萧友梅创作的钢琴曲《新霓裳羽衣舞》成为了中国历史上首部以民族历史为题材的大型钢琴曲，继而又一次推动了钢琴演奏在中国的新高度；赵元任则奠定了中国艺术歌曲形式的开端；著名作曲家、教育家黄自谱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清唱剧《长恨歌》，并创作了中国最早的一部交响乐作品《怀旧》，也是美国交响乐队演出的第一部中国作品。
四 结语
早期西方音乐的传入，使部分中国音乐家掌握并运用西洋音乐理论和技术，为发掘、整理和保护中国丰富民间音乐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我国的音乐教育以西方音乐理论为基础，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了改革，使中国的音乐艺术得到空前的发展。但如何保护好中国传统音乐，是中国音乐界广泛讨论和重视的重要问题，这一问题已不仅局限于从事中国音乐的学者，也包括西洋音乐的研究者、演奏者都在思考和探索中国音乐将来的发展道路。
在西方的普世价值观统御全球的今天，国人很容易在不自觉的状态下以西方价值观取代本国、本民族价值观，音乐领域也同样面临这种境遇。最核心并且当务之急的仍然是大力发展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的音乐教育。我们国家有完备的教学纲领与合理的目标，新中国建立后的音乐教育很重视美育。美育是以发现美、理解美并且创造美为目的，通过提高审美能力来提高个人品德修养，最终为创造和谐社会来服务社会。学校与社会应重视音乐作为完善人格的作用，而不是使之成为可有可无的内容。
对早期西方音乐传入中国进行调查研究，有利于我们追本溯源，在前贤获得的成果基础上，继续探寻中国音乐持续良好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 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9年版。
[2] 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 陶亚兵：《明清间的中西音乐交流》，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
[4] 金世余：《我国近代教会学校音乐教育之影响管窥》，《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5] 钱仁康：《学堂乐歌的“张冠李戴”现象》，《黄钟》（中国武汉音乐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作者简介：
江博，男，1982—，湖南长沙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器乐演奏，工作单位：江南大学人文学院。
朱泓，女，1988—，江苏无锡人，华东师范大学2010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小提琴演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