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联，中国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以对仗工整、简洁精巧为主要特点，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几千年来，春联既是中国传统节日春节的固定科目，也已然成为中华民族独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传承至今，经久不衰。
桃符：春联的前身
春联，起源于桃符。桃符，又称“桃板”，古人认为桃木是五木之精，能制百鬼。早在秦汉以前，我国民间每逢过年，即有在大门的左右悬挂桃符的习俗。桃符上面分别书写上传说中的降鬼大神“神荼”和“郁垒”的名字，用以驱鬼压邪。据《山海经》载，神荼、郁垒为兄弟俩，住在度朔山上，山上有一颗桃树，树荫如盖，每天早上，他们在此树下检阅夜晚出去游荡的鬼魂，如发现有恶鬼为害人间，便将其捉住，用芒苇做的绳子将它捆起来送去喂虎。于是民间就在桃木板上画上神荼、郁垒的画像，挂在门的两边用以避邪防害。南朝宗憬所著《荆楚岁时记》中记载：“今正，腊旦，门前作烟火、桃人，绞索松柏，杀鸡著门户逐疫，礼也。”这段文字形象描述了古代人在春节里举行仪式来祛病祈福的行为。
因神荼、郁垒总是被置于门前，故而人们又尊之为门神。随着时代的发展，桃符上的画像也发生了变化。唐代的时候，门神画像便变成了秦叔宝和尉迟敬德。《西游记》里提到：泾河龙王为了和一个算卜先生打赌，结果犯了天条，罪该问斩。玉帝任命魏征为监斩官。泾河龙王为求活命，向唐太宗求情。太宗答应了，到了斩龙的那个时辰，便宣召魏征与之对奕。没想到魏征下着下着，打了一个盹儿，就魂灵升天，将龙王斩了。龙王抱怨太宗言而无信，日夜在宫外呼号讨命。太宗告知群臣，大将秦叔宝道：愿同尉迟敬德戎装立门外以待。太宗应允。那一夜果然无事。后太宗因不忍二将辛苦，命巧手丹青，画二将真容，贴于门上。后人相沿下来，如今在我国一些旧式门楼的两扇大门上，还可见到神荼、郁垒或秦叔宝、尉迟敬德。
不過，在桃符上画像，总是一件比较复杂的事情。画得美观还好，画得不好，悬于门外，于亲朋好友见了，就会很尴尬。后来人们就化繁就简，改画像为写字，在桃木板上写上自己新的一年的心愿，这就与今天的春联接近了。但其时文字还不讲究对仗，词句也并不讲究。五代十国时期，当时的蜀后主孟昶命手下学士辛寅逊给桃符题词。辛学士写好后，孟昶觉得不够工整，于是自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清代人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春联。不过，上个世纪90年代有人在考证我国最早的楹联时，引用了敦煌遗书中所录的“三阳始布，四秩初开。福庆初新，寿禄延长”等句，这些联句分录于“岁日”和“立春日”目录下，恰合于春联的岁时特点。联句里的“三阳、四秩、始调阳、五福、富贵、庆寿”等词语，与今人所书的春联内容有许多相似之处。敦煌遗书抄于唐开元年间，故作者认为，最迟到唐代时，人们已经开始在桃板上书写春联了。这应该是目前关于春联的最早记载了。
当然，如果从对联角度说，还有更早的。据谭嗣同《石菊影庐笔识·学篇》，南北朝时就有对联了。当时的文学家刘孝绰罢官不出，在自家门上题了“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两个句子。他的妹妹看到后续道：“落花扫仍合，丛兰摘复生。”谭嗣同认为，这两句话虽然像诗，但语皆骈俪，又是题在门上，故可称对联。既然刘孝绰能写在门上，也会有别人写在门上，也就会有人在春节的时候写在门上。只不过，现在的史书上还没有发现而已。从文化意义上讲，春联出现的早晚意义已经不是很大，更为重要的是，它足以证明，春联，作为一种既能阳春白雪也能下里巴人的文艺形式，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源远流长。
宋朝时，由于造纸术的发达，纸张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应用越来越普遍。有人把桃符由桃木板改为纸张，叫“春贴纸”，不过名称还叫“桃符”。王安石的《元日》所写的“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就是宋代人在除夕夜贴春联的生动写照。诗中语句至今仍常为人们所用，书于春联之上。
春联：始于明，盛于清
“桃符”之名，真正为“春联”所代，是在明朝初年。这个功劳，得记在朱元璋头上。
梁章钜在《楹联丛话》中引用《簪云楼杂说》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明朝初年，太祖定都金陵，于一年除夕前，忽然传旨，要求每家每户门上都要贴春联一副。随后，朱元璋微服出巡，检查落实情况，见到一家没有贴春联。一问才知道，这家是个杀猪的，不识字，还没来得及请人代写。朱元璋来了兴致，亲自为其写了副对联：“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从这个故事看，除夕挂春联，朱元璋应该是首创。他写的春联，虽然看起来简单粗暴，但对仗工整、落墨成对，也是有一番功底的。春联之说，由此开始，加上朱元璋的身体力行，春节贴春联之风俗逐渐流传。
清朝时期，与民间写春联用红纸不同，满人尚白，春联是用白纸或白绢书写，蓝边包于外，红条镶于内。书法最初用满文，清中叶后改用汉字。春联也不是贴，而是挂在皇宫大殿的柱子上。白纸的春联在汉人看来，是家里办丧事时才用。这也可以看出不同民族间在文化细节方面的差异。究其原因，有专家解释，满族人冬天在山里打猎，红色是生肉的颜色，非常容易受到野兽的攻击，故满族人冬天打猎，都穿白色的衣服，久而久之，就认为红色很不吉利。这一风俗在民国后就逐渐消失。
如果说春联一说，始于明，那么则可以说盛于清。清代由春联进一步丰富发展成对联，运用场合也不再仅限于春节或婚丧嫁娶，寺庙道观、风景名胜有对联；文人学士用之写景咏物，言志抒怀；民间还有各种“对对子”活动。周星驰主演的《唐伯虎点秋香》里，周星驰与王爷的军师对对子情节，成为该片的经典一幕。康熙六十寿辰时、乾隆八十寿辰时，分别搞了两次宫廷楹联创作，参与者都是当时的名人大家。这等规模相当于今日的国家级对联比赛。上有所好，下必效焉，皇帝如此重视，也使对联文学在清朝达到了全盛。同时，对联也成为皇帝考察作者学识深浅的一个契机。乾隆的近臣纪晓岚之所以在后世民间有很大的知名度，多少与他经常和乾隆帝应和答对有关。乾隆50大寿时，纪晓岚曾写了副祝寿联：四万里皇图，伊古以来，从无一朝一统四万里；五十年圣寿，自今而后，尚有九千九百五十年。从人臣角度看，歌颂之诚，对仗之工，大概也是很少有的了。可见歌功颂德也是需要学问的。南怀瑾将清的对联与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从事清代文学史研究的赵雨先生也认为，“清代的主流文体是楹联”。即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对联也未见衰落。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陈寅恪出题“孙行者”求对，周祖谟对以“胡适之”，至今传为美谈。
今时今日，春联依然是人们表达新春祝福的重要载体。有意思的是，从春联的内容还能看出不同行业、不同家庭的“价值观”“幸福观”，如商户门前的春联大多与“财”有关，农户门前的春联多与“收成”或家人健康幸福有关，信仰宗教的人们也把“主”“神”等字写进春联，还有一些人们把对党和政府的情感写进春联，浓厚的政治情怀跃然纸上。所以，春联，还是一个观察民风民俗很有意义的途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现在印刷体的春联越来越多、手书的春联越来越少，春联内容也越来越流于形式化、程式化，尽管如此，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过年贴春联依然是一件必不可少、也是无可替代之事。它与年夜饭、放鞭炮等成为春节的一种文化符号，深深根植于每个炎黄子孙的思想深处。随着越来越多的华人走向世界，春联也不仅仅是中国人独有的事情了。在越南、朝鲜、日本、新加坡等国，至今也还保留着贴对联的风俗。
名人与春联
三千年的历史里，春联不仅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对联，也留下许多有意思的民间故事。最广为传说的，应该是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写春联。
一年腊月，王羲之從山东老家迁至绍兴，乔迁之喜又值新年之庆，他挥毫写就一副门联：春风春雨春色；新年新景新家。不料，邻里有人敬仰他的书法。刚一挂出便被人趁夜拿走。他再写了一副，又被偷走，后来就写了副凶险的“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挂于门前。这才没人敢拿。次日清晨，王羲之提笔在原联下分别加了三个字，对联变成“福无双至今朝至，祸不单行昨日行。”语意一下翻转过来，众人拍手称绝。王羲之当时挂的应该是桃木，要是像今天一样写在纸上贴在门上，估计是不大好揭的。
明代才子祝枝山曾借春联卖弄过文采。有一年除夕，杭州才子徐子建家门上贴了红纸，就在他去请名家来题写春联之际，祝枝山正好路过其门前，见红纸空白，一时兴起，遂提笔一挥，大书了两副对联。正门上是：明日逢春好不晦气，终年倒运少有余财。侧门上是：此地安能常住，其人好不伤悲。徐子建回来一看，气得七窍生烟。找到祝氏，又请来众多秀才，指责祝氏为何恶语伤人。面对责难，祝枝山拿笔在四句上各加一点，结果两副对联变成：明日逢春好，不晦气；终年倒运少，有余财。此地安，能常住；其人好，不伤悲。徐子建和众秀才见之，转怒为喜。
也有借春联来表忠心、向皇帝劝谏的。宋代《名臣言行录》载：宋仁宗一日见御春帖子，读而爱之。问左右，说是欧阳修措词。于是，悉取宫中请贴阅之，见篇篇有立意，宋仁宗说：“举笔不忘规谏，真侍从之臣也。”这里所谓的“御春帖子”，即宋代的春联。有受夸赞的，还有因春联而倒霉的。南宋人周密《癸辛杂识》一书就记载了一个因“桃符获罪”的官员：盐官县学教谕黄谦之，永嘉人，甲午岁题桃符云“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无非是在“宜入新年”“百事大吉”两句春节常用语后面加了几个不确定的词语，或为发一下牢骚，不料竟被人告了一状，丢了官职。
在近代历史名人中，借春联言志的也有不少。辛亥革命爆发后，郭沫若在当年写下了“共和三尺剑，光复一戎衣”。粉碎四人帮的时候他又写道：粉碎四人帮春回宇内，促进现代化劲满九州。老舍抗战期间曾撰一春联：誓扫倭寇，还我河山。横批：中华万岁。郁达夫题春联：时去矣灵感不灭，春来也文运亨通。不同类型的文人的性格，浸透于字里行间。
中共领导人当中，毛泽东作为大诗人，写出的春联自然不同凡响。1927年冬在湖南湘阴县考察农民运动情况时，毛泽东住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同学刘能诗家中，并为刘能诗家题写了三副春联：过乱世新年，何分贵贱；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一年好景随春到，三亿苍生盼日升。资水入湘江，涌入洞庭归大海；天情怀众庶，长怀国运救中华。三副联不仅切时，切景，切情，而且像日月星辰一样珠联璧合，深刻地反映了毛泽东的伟大理想抱负。
陈毅在1922年从法国回来时，看到当时中国的一番景象，写了这样一幅春联贴在大门两边年难过年难过年年难过年年过，事无成事无成事事无成事事成。横批：春待来年。可谓颓废中又满怀希望。邓小平在1939年也曾给人写过一幅春联。上联为“列为无产者”，下联为“宁不革命乎？”既把革命导师列宁嵌入联中，又表达了既然加入了无产阶级战士的行列，又怎能不投身到革命斗争中之意，可谓形式与内容达到了完美统一。
（参考书目：梁章钜编著、白化文、李鼎霞点校：《楹联丛话全编》，北京出版社；谭映雪：《我国最早的楹联》，《文史知识》199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