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改革开放这一承前启后的历史转折点前后，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也从毛泽东时期的自发性保护转变为邓小平时期的自觉性建设，从重视运动号召转变为着力于制度构建;从强调独立性探索转变为逐步开放性借鉴;从依靠专业人员治理转变为动员全民保护;从推广环境保护经验转变为规划大型生态工程;从优先发展农业转变为结合其他产业并举。
关键词： 毛泽东;邓小平;改革开放;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 D64，X22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19.02.0003
生态文明的建设实质上是人类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与自然生态运作系统逐步相协调的进程，通过不断改造调节人类自身的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消解发展过程中的环境负效应，重新构建起更加合理且进步的生态秩序。改革开放作为新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转折点，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毛泽东时期自发性保护这一历史起点走向邓小平时期自觉性建设这一新历史起点的起承转合之逻辑结点。改革开放之前，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时代背景，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较低，工业化程度还未发展到环境问题凸显进而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毛泽东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尚处于萌芽阶段。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经济飞速发展的历史现实，早期工业化国家几百年进程中分阶段产生的生态问题在我国集中地呈现出来，邓小平纵观全局、着眼未来，从国家战略的高度进一步深化和推动了生态文明建设。
一、 从运动号召到建章立制的转变
建国之初，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和独特的地理环境，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便已经意识了生态环境问题，并通过运动号召和行政命令的形式发动群众性环境保护运动。就当时的社会背景而言，早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强有力的领导方式，才逐步自上而下建立起了由各级政党组织领导的各级中央与地方政权，而想要进一步克服旧中国结束之初整个国家一盘散沙的社会政治结构，就只有继续通过党组织对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统一组织领导。毛泽东以革命战争年代打大会战的方法，充分发挥新中国相较于旧中国的制度优势，采取运动号召和政治动员的方式发动群众，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有效整合全国各方面的资源，在散乱的社会条件下快速地调动人力、物力和财力，提升效率，同时，运动号召的形式能够充分发挥作为主体的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广泛地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投身于生态环境建设的社会实践活动。
水是生态环境系统中十分重要的组成要素，而中国作为一个水系丰富的大国，因为历史和地理环境的原因，干旱和洪澇灾害频频发生，新中国成立后，水患和河患不仅造成了全国各地人民群众的大量财产损失、恶化生产生活环境，还直接威胁着劳动人民的生命安全，毛泽东便发动人民群众，举全国之力展开了大江大河的治理、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和地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修建。1951年夏，毛泽东在淮河流域遭遇特大水灾后就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并说：“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1]，治淮指挥人员和参与的工农群众都受到巨大鼓舞，“父子齐上阵，兄弟争报名，妇女不示弱，夫妻共出征”的积极热情促使一期导淮工程很快完工。1952年10月，在视察黄河大堤时，毛泽东又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指示在黄河的上中游修建大型水利工程以解决水灾频繁的问题。1963年12月，海河水灾之后毛主席又号召“一定要根治海河”。1950年3月，为治理长江毛泽东号召“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同时，在毛泽东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号召动员下，全国各地全面地展开了群众性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在农业水利部门的领导组织下，这些建成的农田水利设施不仅有效地取得了灌溉效益，还在防洪抗旱中发挥着特别作用。接连不断的水利建设热潮在全国掀起，逐渐建成了一系列大小规模的水利设施，成效甚佳，为抵御洪涝灾害、稳定生态环境、保障经济社会长远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
森林资源的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林业不仅是一项改善和美化人民工作生活自然环境的公益性事业，更是关系到工农业发展的基础性产业，毛泽东历来就重视森林的建设工作。1932年3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对于植树运动的决议案》中，毛泽东便提出要号召群众植树来绿化荒山荒岭，要求各个级别的政府机关做好宣传动员工作，向人民群众说明植树造林运动各方面益处的基础上，“发动群众来种各种树木”[2]11。1944年5月，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看到陕北地区黄土高原植被覆盖率太低易引起水土流失和破坏生态环境，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中提出要制定一个植树造林计划，号召陕北人民每户每年种活十棵树，并且要坚持实施十年或者八年。面对建国初期我国森林整体覆盖率仅为86%的不利境况，在1956年3月，毛泽东更是面向全国人民群众发出了“绿化祖国，植树造林”的伟大号召。即使在“大跃进”期间，毛泽东也在1958年1月4日杭州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强调，绿化工作要大搞，四季都要种树，今年还要彻底地抓一抓;在1958年8月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号召：“要使我们祖国的河山全部绿化起来”[2]73。在毛泽东的不断号召和倡导下，1938-1964年间，陕甘宁地区的群众植树运动就成功植树760万棵;1958年后重庆云阳人民栽植的8万亩长江流域防护林也为保护农田、美化环境作出了巨大贡献。
到改革开放之后，工业化进程加速，生态环境问题也日趋凸显，邓小平结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从更加宏大的视角高瞻远瞩地指出要依靠法制法规的构建来保护生态环境，让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由人治走向法治。基于对过去运动式办法的总结，邓小平看到了此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弊端，运动号召的方式虽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却也往往导致人民群众一哄而上，造成资源在短期内过度集中使用的浪费，同时，在人治的情形下，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容易随最高领导人的转变而转变。加之，随着广大人民群众思想觉悟的极大提高、组织纪律性的极大增强，采用运动号召去解决生态问题的方式已经失去了必要性。为保证包括生态文明在内的各项工作能够长期而稳定地开展，邓小平作为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特别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制化、制度化问题，进一步提出要通过科学的立法和严格的执法来有效制止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行为和保障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落实，从法制的高度来顶层设计，使我国生态建设活动更加规范化、有序化、高效化，来有效规避仅靠领袖号召的主观随意性和变动不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