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要提高领导创新社会管理能力，必须全面准确认识社会主体及其结构，必须正确认识领导的性质及其价值，必须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人格化的历史必然性和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人格化是提高领导创新社会管理能力的根本保证。
【关键词】 社会主体 民主主体 领导主体 马克思主义 人格化
【作者简介】 那仁敖其尔，内蒙古农业大学原党委书记、教授，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学术顾问。
一、准确认识社会主体，对提高社会管理能力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领导学重视领导主体，这无疑是正确的，对提高领导能力和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对领导主体的含义人们的理解就较复杂，甚至相互对立。如果不澄清这些问题，明确领导主体的科学含义，那么，对领导理论的研究就很难深入。提高领导能力，尤其是提高领导创新社会管理能力也很难沿着正确路向得以实现。
领导主体是社会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分为民主主体和领导主体。也就是说，民主主体、领导主体、社会主体，是有机连在一起的。它首先扬弃了统治阶级的社会主体地位，确立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体地位。用恩格斯的话说：“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的结合的主人了。”①这种社会的结合而形成的“共同体”或社会主体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的，为了共同的利益和目标，一分为二，一方成了民主主体，一方成了领导主体，并且二者又在统一的领导实践中标征自身的统一的社会主体地位或身份，这就是社会主体。所谓民主主体，就是指对领导主体（领导者）具有决定作用的被领导者。领导者是从他们中间并由他们选举确认而产生的，他们不仅是产生领导主体的前提或基础，也是整个领导实践和领导文化的前提或基础。所谓领导主体，就是指为了实现特定联合体的共同目标、共同利益而影响、率领、引导和组织整个联合体前进的群体和个人。因此，领导主体只有能够代表被领导者的利益，并为影响、引领、率领他们共同奋进时，领导才能获得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从而才能真正成为现实的领导主体。离开这些条件而独立存在的抽象领导主体是不存在的。离开统一的社会联合体，离开统一的领导实践和统一的领导文化，抽象讲领导主体，只能利于领导的异化，进而使领导蜕变为统治。
由此可见，要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领导主体的科学内涵和辩证本性，必须从现实领导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具体的领导活动或领导实践，从而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中，揭示领导主体而不能孤立地抽象地讲领导主体。关键是正确理解和把握领导主体与民主主体的关系。邓小平以“照辩证法办事”著称于世，因而对领导主体与民主主体的关系，有个经典的表述，他说：“党的工作核心，是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作主。”②实际上这是领导核心和管理核心的关系，体现了社会管理的辩证法。我们知道，党是领导核心，然而党的工作核心又是让人民当家作主即实现民主主体。所以，我们讲领导的核心地位和代表人民的本性时，还要讲领导的本质是服务和领导是人民的“工具”。③总之，领导主体坚持领导的代表性和工具性的统一，才能有效地服务于社会，才能更好地领导社会管理，从而发挥它们的创造性。这样不仅能够管理好社会，而且社会还能够通过宪法让党更好地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这就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管理的内在联系。这是党的领导和社会管理的统一，展示理治（理论指导）和法治的本质联系。这既是党的领导下的社会管理，又是宪法范围之内的党的领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上，不断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和谐发展，进而促进“人的解放”和“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此，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既不能离开社会管理去孤立地讲领导，又不能离开领导去孤立地讲社会管理。邓小平针对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提出了党政分开的英明决策，深刻揭示了党政关系、政企关系的辩证法，为体制改革指明了正确方向和科学方法。党政分开，是一个严肃的命题，是一个在探讨提高领导创新社会管理能力时，必须认真对待，并在实践上加以解决的实际问题。
二、准确认识领导性质，对提高社会管理能力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领导究其性质是属于社会控制。然而由于控制和被控制者的状态及其控制方式的不同，领导的具体性质也表现为多样性，如引领性、统治性、服务性领导等。在原始社会氏族共同体里，人们虽然资格上有领导与被领导之分，但“共同体”内人格上是平等的，控制是相互的，而不是一方控制另一方。因为氏族领导的权力“是父亲般的，纯粹道德性质的；他手里没有强制手段”④，“必须以自己的榜样来影响别人”⑤。在此“共同体”内领导的道德、榜样则是关键。由此可见，原始社会的领导性质是思想道德或引力性控制。如果从社会主体角度说，就是自控性控制而不是权力性、强制性控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制的产生，尤其以统治阶级获取社会统治资格为标志，宣告了原始“共同体”的解体或被扬弃，由统治性领导文化取代原始的自控性领导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并由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继承了原始“共同体”的优良基因，彻底扬弃了剥削阶级几千年来所坚持的统治性领导文化，创立了引领性、服务性于一体的自控型领导文化。这是领导文化史的否定之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体现的领导文化具有典型性。无论是它所展示的社会控制形态，还是它所体现的价值，中国共产党创立了独具特色的领导文化。按照“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相统一的原则，中国各族人民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遵照时代精神和文化精神相统一的基本精神，确立了极具特色的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它在社会管理的范式上表现为：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办事的统一。这是理治和法治的统一。共产党的领导价值就表现为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由于共产党领导的性质及其价值决定了其领导人格魅力在实现领导的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起着决定性作用，这是德治和法制的统一。这就是说，在文化精神和指导思想上，领导和管理二者是不能分开的，集中体现了领导文化的引导方向和凝聚力量的根本功能。但是在实现领导过程中，由于领导和管理的职能不同，领导和管理必须分开，从而提高社会管理的效能。这就是邓小平说的党政分开之理。如果忽视这一基本原则，领导就很难发挥管理的创新功能。
三、马克思主义人格化是提高创新社会管理能力的根本保证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为了保持党的领导先进性，为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社会管理能力，我们党提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要求。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在实现“三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人格化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应有之意，又是这“三化”的具体化，也是实现“三化”的重要途径。而且在领导社会管理创新中，马克思主义的人格化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马克思主义人格化是马克思主义本质所决定的。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⑥又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⑦特别是恩格斯把客观规律及其知识体系体现为一定的人，当作一种规律的观点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恩格斯说：“人格化的逻各斯（规律及其道理等，引者注）体现为一定的人。”⑧这就是说，所谓马克思主义人格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现在一定人身上。我们通常说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马克思主义人格化了。邓小平说：“我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词叫共产主义。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想。”⑨邓小平不仅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上指出了“什么叫人格化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也明确指出了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人格化的问题。他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⑩， “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理，在俄国那样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中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而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找到了一条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的必由之路。”11邓小平同志与列宁和毛泽东一样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既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从而创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又把马克思主义人格化并引领中国各族人民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人格化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同时也是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者尤其领导和管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和管理者健康成长的需要。纵观领导文化，无论是统治性领导文化还是管理性领导文化，或者宗教信仰性领导文化，还是引领和服务相统一的共产党的领导文化，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把自己的最高精神追求或根本的文化精神人格化，这是成功领导的历史证明了的客观真理。邓小平说：“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12苏联亡党亡国的原因很多，从思想文化上讲，其根本原因，还是放弃、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致。邓小平在晚年总结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语重心长地说，“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关键在人”，13“对这个问题要清醒，注意培养人”，“老祖宗不能丢啊”。14“领导班子还是要年轻化，要选马克思主义者”。15这就是说，共产党的领导权只要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党的事业就一定会兴旺发达，整个社会的管理就一定会卓有成效，社会主义最终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从而实现“无产阶级在内的全人类的解放”。如果说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选马克思主义者组建领导班子树立了典范，那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方面，党的七大、十七大树立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标志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旗帜和以邓小平理论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也树立了光辉典范。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主义化的过程。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3页。
② 《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3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4页。
④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140页。
⑥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9、15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65版，第329页。
⑨⑩1112131415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页、192页、63页、380页、63页、369页、315页。
责任编辑：周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