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五四运动发生于重大历史转折时期，承载着特殊的历史使命，融合了大众媒介的动员集聚效应，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质。从空间批判的视角厘清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渊源，有助于其以更丰富、更立体和更完整的形象呈现出来。五四运动的爆发和发展推动了空间格局的裂变与重塑，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营造了场域环境，孕育和培养了主体力量，丰富了空间叙事方式。坚持以完整准确的思维、偶然与必然性相统一的观点理解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不仅要看到救亡图存道路的复杂性和曲折性，而且要看到五四运动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必然性，重点是依托媒介融合的时代条件有效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关键词：五四运动;媒介;空间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播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空间视阈下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研究”（18BKS104）。
[中圖分类号] A811 [文章编号] 1673-0186（2019）05-0014-010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19.05.002
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伟大转折点载入史册，同时也因为其发展的偏向性而饱受争议。无论是正面肯定，还是质疑和非议，都进一步提高和升华了研究的热度和意义。关于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研究不断深入细化，推动了五四运动风范的再现，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延续。然而，以往的研究成果虽然汗牛充栋，却大多数集中于时间维度的叙事和评析，忽视了空间也是理解思想和行动的重要工具[1]。伴随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播和发展迈进一百年的关键节点，从空间批评的视域阐释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渊源，使其以更丰富、更立体和更完整的形象呈现出来，不仅是一次学术研究范式的尝试，更是一种纪念仪式的表达。
一、在空间批判中理解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发生于重大历史转折时期，承载着特殊的历史使命，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按照利润增殖的需要构建空间格局，形成了世界殖民体系。中国被动参与世界历史进程，被撕裂的不仅是国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也因此发生断裂，思想观念、话语体系、叙事方式等都遭到激烈的批判甚至否定。空间的变革与重塑不仅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创造了战略机遇期，同时也为五四运动镶嵌了时代纹路。
（一）五四运动是重大的、持续性的媒介参与事件
媒介事件是一个现代概念，不同于简单的新闻事实报道，而是强调媒介事件的文化内涵，突出集体记忆、社会关系的构建和重塑等功能指向。关于媒介事件的定位与媒介信息的发展状态密切相关，需要结合具体语境进行细致分析。媒介的本质为信息传播的工具，在资本权力的操纵之下获得惊人的力量，肆意干扰事件本身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认为，媒介事件多是有意安排的事件，甚至是为各种竞选服务的假事件;丹尼尔·戴扬认为，“媒介事件具有非常规性”，“经过提前策划、宣布和广告宣传”[2]。这些是对信息社会发展状态的现实写照，指陈传播与现实的关系错位颠倒，人们生活在媒介信息制造的幻象之中。相反，在五四运动时期，媒介的广泛参与主要是作为正面进步性的过程而被深深铭记。古老的中国以分散而孤立的社会关系模式为基本存在形式，更倾向于知识和信息的传承和积累，缺乏推动信息空间扩散的内在动力。它将造纸术和印刷术贡献给西方文明，为世界交往创造了媒介条件，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维持近代报业的空白，最终只能嫁接西方的传媒成果。皇室贵族、地主、知识精英掌控信息的来源和传播渠道，广大普通民众长期被排除在事件之外。五四运动之前，中国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信息的虚假和泛滥，而是资源和信息配置的严重失衡。在五四运动时期，以报纸为主导形式的大众媒介迅速萌发，推动了信息传播空间的深层变革。
在这里将五四运动定位为媒介广泛参与的事件，主要强调其以大众媒体为媒介和渠道，以民众的互动参与为重要内容。报刊历史悠久，但是古代的报刊主要以刊载官文书为主要内容，维持官报官营、官报官阅的传统，起到上情下达的作用[3]。在鸦片战争的压力下，求变求强的思想纷呈泉涌，民报获得长足发展，也为民众提供了表达空间。以报纸为主的大众媒体发挥了重要的动员作用并产生了集聚效应，因此推动五四运动产生较大规模的社会影响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为五四运动的发生拓宽了思想的空间维度。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引领之下，传播事业蓬勃发展。这些进步报刊报道事实、评论时事，宣传民主与科学，介绍新思潮，推动了民族民主意识的觉醒。于是乎实现民族复兴不再是少数民族精英的洞见，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责任。救亡图存与每一个人的利益休戚相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群体冷漠心态日趋瓦解。在近代报刊营造的舆论环境之下，人们的思想逐步挣脱封建主义的囚笼，开始关注爱国救亡、民主科学、大众教育、妇女地位、叙事方式等意义体系。传媒事业的蓬勃发展推动思想主体和思想内容发生深刻变革，为五四运动的发生奠定了思想基础。第二，拓宽了五四运动影响范畴的空间维度。五四运动期间，众多报刊进行了集中全面报道，甚至一些外媒也提供了道义上的声援，形成强大的舆论场，为学生运动提供了支持。《晨报》上刊登了一则题为《外交警报敬告国民》的新闻，确定了中国外交的失败，形成思想动员效应。《申报》先后刊登《青岛问题失败之警耗》和《爱国之厄运》等文章，及时报道巴黎和会进展，表达了对学生爱国热忱的同情之心，同时发表声明拒绝刊登日商广告，以独特的方式参加五四运动。这些期刊基本肯定了五四运动的爱国性质，形成集体关注，进一步增强了五四运动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推动了五四运动向更深层次发展。第三，促进了五四运动的跨时空延伸。五四运动标志着近代史的开端而不是完结，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更加清晰而紧迫，五四运动的启蒙意义仍然具有时效性。每逢5月4日，很多报刊都会发行五四运动纪念特刊，构建了宣传研究五四运动的坚强阵地。国共两党以及学术界分别周期性地开展纪念活动，关于五四运动的评价与阐发成为唤醒民族记忆的重要手段，瞿秋白的《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张太雷的《五四运动的意义与价值》、毛泽东的《五四运动》和《新民主主义论》等构成示范性力量。“人类行为研究就是要关注有意义的事件，而不是事件本身。”[4]在回顾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以期推动国家独立、民族自强的顺利实现。五四运动的纪念活动作为五四运动的再现与超越，推动了五四运动精神的跨时空延伸。人们根据时代需要，结合媒介语境和条件，构建了新的空间意义体系，形成了五四运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互动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