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构建一个贸易与环境政策CGE模型分析征收环境税、R&D补贴，以及两种政策协调作用对中国出口产业结构及经济发展、污染排放的影响。模拟结果表明：单一的征收环境税或进行R&D补贴虽然都能够优化出口产业结构，但有各自的弊端；如果两种政策协调作用，就能够在不影响或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做到最大限度的污染减排，且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程度比单一政策作用时更高。因此，中国可以考虑使用环境税与R&D补贴政策的组合实现对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在发展对外贸易的同时，尽可能地规避环境污染问题，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贸易与环境政策；CGE模型；污染减排；出口产业结构优化
中图分类号：F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17）10-0039-09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经济经历了新一轮的快速增长，进出口贸易规模逐步扩大。统计数据显示，2001-2015年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从5096.5亿美元增加到39530.3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从2661亿美元增加到22734.7亿美元，连续7年居世界首位，2015年在国际市场占有的份额为13.8%。但是，与中国对外贸易飞速发展相伴而来的是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問题，中国环境保护部《2014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14年全国开展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的16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仅有16个城市空气质量年均值达标，145个城市空气质量超标，4896个地下水监测点位中，水质为优良级的监测点比例仅为10.8%，水质为较差和极差的监测点比例占到了59.7%。2016年12月国务院发出的《关于印发“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通知》指出，中国二氧化硫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仍处于2000万吨左右的高位，环境承载能力超过或接近上限。
中国目前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协调好环境保护、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将环境保护的压力转化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升级的契机，对于构建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贸易与环境政策协调的角度出发，通过构建包含R&D补贴和环境税在内的贸易与环境政策CGE模型，探索中国出口产业结构优化方式，旨在为中国兼顾贸易发展与环境保护、 “污染避难所”规避问题提供理论参考。
一、文献回顾
环境污染问题一直备受关注，特别是在贸易与环境关系上，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自由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对这类问题的探讨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具有开创性的是Grossman和Krueger（1991）的研究，他们将国际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个方面。基于贸易对环境三个影响效应的研究思路，Selden和Song（1994）、Grossman和Krueger（1995）以及Dean（1997）进一步研究发现，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的积极作用将超过规模效应的负面影响，即一国的收入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类似于Simon Kuznet（1955）提出的收入水平与收入分配的不平衡程度呈现出的倒U型趋势，即所谓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EKC）”，它表明贸易自由化在长期来看对环境改善是有帮助的。Antweiler等（2001）通过对一国对外贸易开放度对环境质量影响的研究，也得到贸易自由化有益于环境保护，并且短期对环境是有负面作用的结果。国内学者彭水军和包群（2006）运用1996-200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中国经济增长与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与固体污染排放在内的6类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发现，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污染指标以及估计方法的选取。
第二，“污染避难所”假说。Copeland和Taylor（1994）在研究南北贸易与环境关系时认为，在开放条件下，自由贸易的结果将导致高污染产业由实施严格环境规制的发达国家迁移到环境规制宽松的发展中国家，使后者成为前者的污染避难所。这个理论从一提出就引发了学者们的广泛争论。Mani和Wheeler（1999）为产业转移理论提供了证据，在1960-1995年期间，OECD国家的污染产业产出相对于清洁产业的比率在下降，污染产业的进口相对于出口的比率在增长，而在拉美和亚洲则呈现完全相反的状况。Quiroga等（2009）选取了2000年72个国家的数据，认为环境管制松弛的国家在污染行业中具有比较优势，即“污染避难所”假说是成立的。夏友富（1999）对1995年中国第三次工业普查的数据做了比较详细的分析，探讨了外商投资于中国污染产业的情况，结果表明，外商投资于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投资额占总投资很大的比重，投资主要还是为了转移污染源。但也有很多学者对“污染避难所”假说提出了质疑。Ederington等（2003）研究发现，1974年至1994年间美国的污染密集型产业没有被进口产品替代，即污染产业迁移至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值得怀疑。Eskeland和Harrison（2003）认为摩洛哥和科特迪瓦没有成为污染避难所的原因是这两个国家没有适应的资本来吸引外来投资。陈红蕾和陈秋峰（2006）建立外商投资区位选择模型并采用中国1999-2002年的相关数据对该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并未出现明显的污染产业转移倾向。
第三，环境、贸易政策协调与“污染避难所”规避。环境规制是一国可以用来进行环境保护，避免成为“污染避难所”的手段，但Pethig（1976），Siebert（1974）， McGuier（1982），Palmer，Oates和 Portnery（1995）等人从不同的角度做了研究，他们都认为，一国较高的环境标准会降低本国厂商的国际竞争力，严厉环境管制带来的利益甚至有可能被国外市场的丢失而抵消。如果一国试图保持较高的环境标准并防止其产业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下降，该国的选择就应该是采用贸易工具进行协调（Shrybman，1990）。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措施，它的理论由Spencer and Brander（1983，1985）提出，并经Krugman等人逐步发展与完善，其核心思想是：在存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国际市场上，一国可以通过出口补贴、关税或R&D补贴等措施，对本国一些潜在的战略型产业予以扶持，扩大其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份额。Bagwell和Staiger（1994）研究表明只要本国厂商可以获得因R&D补贴而产生的溢出效应，那么R&D补贴将会显著提升其产业竞争力，成为本国最有效的战略性贸易工具。胡涵钧和王作维（2005）则从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中的外部经济理论出发，认为最适合中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就是R&D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