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教育倡廉是反腐的基础，教育倡廉在人格塑造和品格修养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信仰文化、纪律文化、法治文化、道德文化、传统文化、外来文化诸方面，在文化的多维作用中实现善治。
关键词：教育倡廉；文化内涵；作用
人格养成和品质培育是教育的重要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倡廉是反腐的重要基础。教育倡廉既是政党治国理政的政治选择，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教育倡廉的实质是文化构建，内涵十分丰富，在人格养成和品格修养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一、信仰文化补足精神之钙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人的行为定力的基础。历史经验证明，政治立场坚定、道德品质高尚的人是不会贪污腐化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要求全党保持政治、思想、品行的纯洁。土地革命时期就把“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包括阶级觉悟）、忠实、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作为入党条件。1929年12月古田会议专门就“党内教育问题”作出决议，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建立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品格养成有赖于文化滋养，文化的核心是精神，精神的核心是信仰。信仰文化是政党力量的基石和标杆。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把理想信仰作为党员教育的基础性内容。这是因为，在革命年代，党当时的生存发展环境的特点决定了必须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一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环境；二是党员构成情况极为复杂，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侵蚀党的机体；三是党员对马克思主义认识水平不高，需要理论武装。因此，党需要从教育入手，培树理想信念。
二、纪律文化强化刚性约束
政党队伍的纪律性决定一个政党的力量和效率，“打铁必须自身硬”，坚强的组织须有铁的纪律维护。以纪律观念培树组织意识规范组织行为，是纪律文化的意义所在。纪律是政党保证队伍看齐步调一致的文化系统构建，具有刚性约束力。“路线是王道，纪律霸道”。早在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就规定了三大纪律八项纪律，延安时期又作出了“四个服从”的规定。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新时代新特点，提出“六大纪律”，修订制定一批党内法规，纪律文化更加严谨而全面。
三、法治文化筑牢底线之堤
一般来讲，政黨政治追求的主要目标是建立政权并长期项固政权，和平年代长期执政情况下，政权的稳定性通常取决于国家、社会、政府的法治化水平。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从局部执政到全国范围执政，对法治建设理念不断发展完善。瑞金时期，瑞金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运物资到白区贩售，谋害干部和红军军医。毛泽东当时指示：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谢步升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院判处死刑。严处谢步升，对提高苏维埃政府的公信力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延安时期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这条规定是对当时局部执政的共产党自身更加严格的要求，从根本上保证了清廉政府的建设。建国之初，在处理刘青山、张子善一案时，毛泽东严肃指出：“正是因为他们两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52页）严肃处理典型违法案件，以震慑力教育全党，为二十世纪五十年党风政风的清廉奠定了基础。当代中国，法治文化在教育倡廉中的内容已拓展为不断强化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用权，推进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一体建设。以法治文化养成执政团队的正义思维、公平思维、程序思维、平和思维。
四、道德文化塑造高尚人格
无论是革命还是执政，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党员的道德水准应高于普通百姓。1937年毛泽东就强调了共产党人的道德境界：“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反对自由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61页）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牢牢坚持把思想教育放在党员干部反腐教育的第一位，在思想教育中，德育又是第一位的。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确定为党员干部的第一准则，明确要求一切共产党员必须抱定“三个牺牲”的决心，即为人民而牺牲升官、牺牲发财、牺牲个人生命的决心（《毛泽东文集》第2卷）。同时，通过对鲁迅、张思德、白求恩等理想人格的宣传，导扬风气，将“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作为全体共产党员的崇高人格追求。
五、传统文化厚植国学底蕴
传统文化是民族血脉，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廉洁简约思想，对今天的廉洁人格养成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如老子倡导的“俭，故能广”、“无有”即“广有”，体现的就是国家管理上的简朴理念，管理者的简朴就是最大的富有，只有节俭克制才能做到“其用不弊”、“其用不穷”。古人倡导管理国家应当“去甚、去大、去奢”，即是今日我们提倡的不过分、不夸大、不骄奢浪费。“罪莫大于不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恪守廉洁心境，方有人生定力。凡此种种，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营养，厚植正心善为的人格底蕴，方可保持理性平和的心态。
六、外来文化提供廉政借鉴
积极借鉴国外廉洁文化和有益做法，是建设现代廉洁政治的文化选择之一。如德国将有效的权力监督体系多元性作为廉政建设的根本，“注重人格力量，突出权力重点，坚持法制原则，强化舆论监督”。德国法律规定，检察院发现有腐败方面的报道，有义务进行调查。德国有100多家电台、25家电视台、27家通讯社、380多种报纸和9000多种期刊。政府官员和公务员一旦有丑闻被曝光，就要引咎辞职。
综上所述，教育倡廉以六种文化为推手，形成多维文化构建，推进廉洁政治建设，实现善治。
作者简介：卢路，男，1983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中共晋城市委党校教授。著有《中国皇帝制度》、《上党史话》等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