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圆佛教作为韩国的一种新兴宗教，颇具有人文精神，主要表现在：第一，在创教宗旨方面，强调精神与物质的统一；第二，在教化内容上，以四恩四要、三学八条等作为提升人的精神的手段；第三，将精神修养和宗教事业的发展置于坚实的产业基础上。圆佛教是在改造传统宗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当代价值主要表现在：第一，对于传统佛教的继承与效仿；第二，对于现实需要的把握与引导；第三，对理想人生的设计与建造；第四，对宗教与政治关系的准确把握。
关键词：圆佛教；人文关怀；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98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176（2015）01-0020-05
圆佛教是韩国一种新兴宗教，开创于1916年，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是目前韩国宗教中除了佛教、基督教（包括新教和天主教）、儒教之外信众人数最多的宗教，已成为韩国“有影响力的四大宗教之一”[1]。圆佛教吸取了佛教的教义，但又不同于传统佛教，它是融合了儒教、道教、基督教等宗教思想的一种新宗教。尽管如此，它又加入了韩国佛教协会等佛教组织，宣扬《金刚经》等佛教经典，以修行成佛为目的，保留了传统佛教的一些特点，因而一般学者在研究中，便将它划归为当代韩国佛教的一个宗派。
当代韩国佛教的主流是禅宗，因独身僧和带妻僧戒律之争，二战后分为曹溪宗和太古宗两派。这两派信众最多，其次便是圆佛教。另外还有许多相对小众的新兴佛教宗派，如密宗系的真觉宗，华严系的元晓宗，法华系的佛入宗、法华宗，净土系的龙华宗、普门宗等。圆佛教不属于传统佛教宗派系统中任何一系，它是一种大众化的革新佛教团体。其基本特色是：信仰的对象是一圆相（O）所表示的法身佛；以代表法身佛的圆相作为修业的标志，兼修“修养”（精神修养）、“研究”（智慧锻炼）、“取舍”（正义实践）三学；用易于大众理解的语言讲解经典；主张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应认识到现实生活中处处有佛像，事事为佛供，以无时禅、无处禅的方法，持续不间断的信仰和修行；要求不偏重灵魂救济，在现实生活中以必要的方法，健全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废除依靠布施、托钵、法事活动等的生活制度，以自给自足开创“自律生活”之道；主张一切仪式应适应时代，以事实（排斥虚礼）和简便的宗旨进行改善；法统无在家出家之别，仅以法位的高下来决定继承之事；不禁止出家、修业者结婚，随其自愿；伽蓝无城乡之别，在信徒多的地方置伽蓝；平等培养男女教职人员，以便保障对男女进行教化。圆佛教以《金刚般若经》为基本经典。据近年统计，圆佛教现有教堂461所，教职人员9815人，派往海外宣教师307人，信徒近100万人。[3]圆佛教把教化、修行、教育、开设社会慈善事业和兴办产业密切结合起来，创办有大学、中学等教育机构，农场、工厂、医药局、金融机构等产业部门，孤儿院、养老院等慈善机构。在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设有传教支部。可以看出，其影响力是相当大的。
圆佛教作为一种新兴宗教，颇具有人文关怀精神。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创教宗旨方面，强调精神和物质的统一，力图在现代科技文化侵蚀下的东方社会，弘扬传统的人文主义思想，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圆佛教教典中开篇即指明了该教的开教动机是：“物质既已开辟，精神更须开辟。”[4]具体来讲，朴重彬认为，“目前，随着科学文明的发展，使得使用物质的人们之精神日渐衰弱，而供人们所使用的物质之势力却日益增强。这种势力逐渐征服了人类衰弱的精神，使之受物质支配。其结果是人类沦为物质的奴隶，生活在无边苦海之中。因此，人类应通过宗教的信仰和基于现实的道德训练，增强精神力量以征服物质势力，引导生活在无边苦海中的一切生灵进入广大无边的乐园。此为开教动机。”[4]朴重彬看到了西方科技文明推动下，物质力量日益强大，在人们生活中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高，而人们现有的精神力量已经不能驾驭自己所创造的物质力量，必须通过宗教信仰和道德训练才能使人的精神力量重新恢复到对于物质力量的主动掌控状态。朴重彬是在自己修道觉悟后以其智慧观照“现世”的一切的，看到民族的危亡、传统文化的衰落和天主教等西洋文化输入所引起的深刻冲突，认为当务之急是要进行人们的精神革命，换句话说，就是要探讨新道德的确立。于是，他在自己的家乡及时打出“物质被开辟，精神要开辟”的旗帜。[5]
时代发展过程中，传统旧观念、旧道德已经表现出某种不适应，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但思想家却常常从形而上的角度，将这一现象归于精神发展脱离物质发展轨道。在中国古代，儒家学者常常用“礼坏乐崩”来慨叹物质生活变迁后所引起的精神危机。要求回到人的本心本性，复归人的本来面目。近代西方的大哲学家黑格尔也有类似的言词，他说：“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致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艰苦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被牺牲在里面。因为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所以它不能转向内心，回复到自身。”尽管黑格尔所言的“世界精神”是作为其客观唯心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石，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精神”概念。但是他对于人们精神世界与物质追求不相协调的看法，也正是千古以来哲学家们所共同思考的话题。1916年西方世界正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硝烟之中，西方科学万能神话的破产对于东方世界影响不小。中国在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虽然还打着“赛先生”与“德先生”之旗帜，但是接下来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却是对全盘西化论调的深刻反思，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势必会成为理论热点。圆佛教产生于跟中国一衣带水的韩国，当时韩国正处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1910-1945），面对内忧外患，朴重彬以世界思想发展的主流为核心，对于精神与物质的协调关系作了深刻思考。圆佛教的开创一方面继承了数千年来哲学家们的人文传统，对于如何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进行了探索和发掘，同时又对时代思潮作出了积极回应。不难理解，圆佛教的创教动机应当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基于整个世界范围内，科学主义与物欲泛滥的现实而进行的呐喊；一是基于物质与精神相平衡的，精神与物质不二的思想所展开的修行。
第二，圆佛教的教化内容，是提升人们精神修养的现实手段。根据圆佛教的教典，圆佛教的教化内容即其教义大致分为两个部分：即真空妙有的修行门和因果报应的信仰门。真空妙有的修行门包括“三学”、“八条”，是自我修持的主要内容；而因果报应的信仰门包括“四恩”、“四要”，是待人处事的基本规范。所谓“三学”是指：（1）精神修养，即对内去除分别心与执著心，对外不为散乱之境界所惑，目的是为了消除无限的欲望，获得纯正的精神，在面对万千境界时，能够心生自主之力；（2）事理研究，即深入探究并了解世间万物的真实本质，目的是能够在实际生活中明辨事理，准确判断；（3）作业取舍，即在实际做事的过程中，能够坚持正义的原则，培养坚取正义、固辞不义的精神，目的是避免因错误的行为而使自己陷入苦海。所谓“八条”是八条提高自身修养的道德准则，即“信”、“忿”、“疑”、“诚”（进行四条）和“不信”、“贪欲”、“懒”、“愚”（舍捐四条）。其中“信”指信念、信心，“忿”是勇猛进取之心，“疑”是探究、求知之心，“诚”是不间断之心，这四条是精进的动力，是三学修行的正能量；而“不信”、“贪欲”（过分地贪取，超出常道）、“懒”（欲成某事时，怠于力行）、“愚”（无知，固步自封）是三学修行的障碍或魔障，必须舍弃。
“三学”、“八条”被称为修行要道或工夫要道，对于修行者而言，如同医生治疗患者的医术一样重要。与“三学”、“八条”相对，“四恩”、“四要”是人生要道，是处理与他者关系的准则，朴重彬比喻其为治疗患者的药材。从比喻关系看，修学了三学八条，只是掌握了一门治病的技能方法，要实际起到治病的效果，还必须从四恩、四要做起，四恩四要才是下手处。那么，什么是圆佛教所讲的四恩、四要呢？所谓“四恩”是父母恩，天地恩，同胞恩，法律恩。与传统佛教所讲的“四重恩” [4]的四恩说法有所不同，但核心精神是一致的。对于圆佛教而言，“四恩即宇宙万有，天地万物虚空法界皆为佛” [4]，四恩是一圆相宗旨的表现，一圆相是法身佛的显示，“而天地、父母、同胞、皆是法身佛的化身，法律亦是法身佛所出”，[5]则四恩与法身佛相等。法律是社会秩序和安全的保障，也是佛法精神的体现，将法律列为四恩之一，取代了传统的“国王恩”，是圆佛教对于佛教教义进行现代化改造的表现。所谓“四要”是自力养成，智者本位，他子女教育和公道者崇拜。自力养成指生活能力的养成，这种能力既可以为自己也可以为社会服务。智者本位是着重理智的培养。他子女教育是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精神的体现。公道者崇拜是鼓励人们舍己奉公的精神。四要的实践过程就是供佛，就是做佛事。因此该教宣扬“处处是佛像，事事都是供佛”。如此修行便是“知恩报恩”、“无我奉公”。纵观圆佛教的教义体系，我们看到它既有继承传统佛教的一面，同时又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特别是相对于一向封闭于山林的宗门来讲，“它已从一种理念的宗教发展为实践的宗教”。 [5]
第三，圆佛教将精神修养和宗教事业的发展置于坚实的产业基础上。近现代佛教的发展在台湾曾经兴起了人间佛教实践的高潮，其特点是佛教的产业化发展。尽管台湾“四大山头”在佛法的弘传方式上有所不同，但是在各自教团的发展中都无一例外地引入了产业化模式。慈济功德会向社会开展慈善、医疗、教育、文化等四大工作项目。佛光山也以文化、教育、慈善等事业作为扩大教团的基础，只是侧重点和发展方式有所不同。法鼓山在佛教教育，中台山在禅修方面也都有自己的特色产业。圆佛教创立初期，朴重彬成立了“佛教研究会”，该会一方面从事研究，一方面开垦荒地，模仿着百丈禅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家风，不假外缘，自力更生。他们开垦了六万余坪土地，同时着手制定培养人才的方法，即定期训练法和常时训练法。通过这些方法，他的弟子和信徒越来越多。白天，他们是农业部的一员，晚上大家共同接受以宗教和道德为基础的精神训练。1935年，他们在原有事业的基础上开设了药社——普和堂，由该教的信徒负责经营。至1940年，该教在全罗北道完州郡建成一家集农作、药草、水果、畜产、养蚕等为一体的综合大农场。从圆佛教的各项事业来看，作为新兴宗教，它十分重视自己的经济基础，因此韩劲松指出：“该教可以说是标准的产业宗教。”[4]除了发展产业，稳固经济基础，圆佛教努力将教化、教育、慈善三者有机统一起来，发挥宗教的社会救济功能。圆佛教教团建立了圆光大学以及圆光中、高等学校，除了培育宗教人才，还兼有教化社会的作用。
圆佛教作为一种新宗教，或者说韩国佛教的新宗派，在韩国社会经历了近百年之久，并不断向世界扩展，这不仅表现了它自身包含的人文精神，还体现出它能适应社会现实、观照当下社会的当代价值。
首先，对传统佛教的继承与效仿。圆佛教并没有抛开佛教，但是对于传统佛教进行了积极的改造。《圆佛教教典》中指出：“以往的佛教制度是以出家僧侣为本构成的，因而与世间生活的一般人无法沟通。无论任何人只要虔诚地皈依佛门，便立刻摒弃世间的义务与责任乃至职业。这样，佛法再好，佛恩却难以泽及广大世间的众多生灵，又岂能言佛法为圆满大道。我们以宇宙万物之根本和诸佛诸圣之心印的法身佛一圆相作为信仰对象与修行典范，以天地、父母、同胞、法律四恩和修养、研究、取舍三学为信仰与修行的纲领，诸宗教的教旨亦在于融会并活用此法，成为广大圆满的宗教的信徒。”[4]圆佛教在佛教制度上，克服了传统佛教信仰者信仰生活与世俗生活不相容的矛盾，改变了对于佛像的崇拜，并主要以四恩三学为修行纲领。既降低了入教门槛，又简化了修行手段。对于传统佛教适应现代社会，吸引更多信众起到了推动作用。
其次，对现实需要的把握与引导。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精神日益被物质牵引而导致异化现象。精神得不到解放，则物质的发展也就极为有限。怎样才能从精神上改变人们的生活。朴重彬对此做了认真的反思。他说：“现今世界上除了物质文明的发展，有关士农工商的学术都有很大的进步，生活用具也变得更为华美。这些华美的东西使人眼花缭乱，心情恍惚。与此相反，控制这些物质的精神则显得极度衰弱，作为主人的精神反而成了物质的奴隶，这实在是令人大为忧虑的现象。在这个世界上，即使有再好的物质，假如心术不正，这些物质就会被滥用；即使有再优秀的才能和渊博的学识，假如使用者心术不正，这种才能和学识反而会危害公众；即使是再优良的环境，假如利用者居心不良，这种环境反而会助长罪孽。”[4]因此，他认为：“对内促进精神文明，发展道学；对外促进物质文明，发展科学，才能建立起灵肉双全、内外具备的完美的世界。”[4]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的需要，朴重彬特别注重以圆佛教来提升人们的道德修养，推动精神文明的发展。然而这种精神文明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和满足人们衣、食、住的物质文明建设结合在一起的。只是相比物质文明的功德而言，精神文明的功德“不只停留在一个世界上” [4]，即精神文明在治理世界方面，影响更长久。
再次，对理想人生的设计与建造。朴重彬将佛法的修行和日常生活结合起来，以四恩四要为人生要道，对信仰者而言是一种非常实用的生活指南。“佛法是生活，生活是佛法”，这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禅宗的“担柴运水无非妙道”的精神，但却又比禅宗更进一步，即在工业化时代的现代生活中实践禅。禅不再是苦行僧式的苦修，而是适度地享受物质生活，有时为了解除生活的疲劳，甚至也可以消遣。朴重彬说：“在人类才智日益发达，生活不断提高的这个时代，怎么能用狭隘的（教）法来进行教化呢？应当将圆通融会的佛法活用到个人、家庭、社会、国家以及世界上去，这就是我的（教）法的主体。”[4]不仅如此，圆佛教还进一步打破宗教之间的藩篱，认为不管是佛，还是儒道、耶教，都有一致之处，其方法也都可拿来修行。朴重彬说：“佛家以宇宙万物的无形为主体，主要阐释无灭的真理与因果报应的道理，指明转迷开悟的道路。儒家则以宇宙万物的有形为主体，主要阐述三纲和仁、义、理、智，指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路。道家则以宇宙自然之道为主体，主要阐述养性的方法，指明清净无为的道路。这三条道路主体虽然各异，但是治理世界、造福生灵的目标则相同。尽管过去儒、佛、道三教各自主要在其自身领域中进行了教化，可是将来以三教中的一部分来拯救世界则不可能。我们统一了三教的所有教理，运用修养、研究、取舍的一圆化和灵肉双全、与理事并行等方法，制定了修行的所有课程。不论是谁，只要照此勤奋学习，不仅能贯通三教的宗旨，而且能将一切宗教的教理和天下所有的法收之于心，终将领悟四通八达的大道。”[4]众所周知，三教融合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出现很早，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就因出家礼仪问题和儒道之间有斗争也有融合，至宋元以后，三教融合更为紧密，韩国的儒佛道思想是从中国逐渐传入的，相互之间融合应当更早，至晚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就已经开始。圆佛教无疑继承了这一传统，同时圆佛教也不排斥基督教等其他宗教，圆佛教要吸收一切宗教的修养方法来完善人生。朴重彬曾经问弟子说：“人活在世界上什么是最重要的？”弟子答是“衣食住”。又问：“你在学校里学习的各种课程中哪一种课程最重要？”弟子答是“修身课”。朴重彬说：“你说的对。对人的肉身生活来说，衣食住为重要，对人的修行来说修身为重要。这就是说衣食住和修身是生活和修行的根本。”[4]衣、食、住和修身两者都得以实现，就是圆佛教信仰者的人生理想。
最后，对宗教与政治关系的准确把握。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宗教和政治是人类社会产生之初就出现的现象。宗教与道德相联系，在人们的精神世界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政治与法律相联系，在社会秩序的建设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宗教与政治通过不同的方式对于维护社会的长期稳定与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宗教作用的发挥更多地是依赖于人们内在的自觉行动，而政治作用的发挥更多地是利用外在的强制手段。朴重彬认为：“宗教和政治驾驭世界，犹如车子的两个轮子，假如两个轮子变成了废物，或者其中的一个轮子产生了故障，或者驾驶技术不熟练，车子是不能顺利地行驶的。”“宗教和政治要好好掌握世界，要随着时代使之不产生腐败和弊端，领导者要顺应民心，用适当的方法处理。”[4]在朴重彬看来，宗教与政治一样重要，通过政治可以改善过去的弊端，用新的宗教也可以教化世界，改善世界。怎样改善世界呢？“要改善世界，首先要改善我们各自的心。”“如果各种宗教得到改善的话，人们的心也将会得到改善。人们的心得到改善的话，国家和世界的政治也将会得到改变。宗教和政治虽然领域不同，但是内部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它可以左右世界的善与不善。”[4]当年释迦牟尼放弃国王之地位，而出家创立佛教，目的便是以宗教改变世界。朴重彬大师创立圆佛教，也是看到了宗教有着可以改变世界的正能量。
韩国通常被称为“世界宗教博物馆”，东西方的传统宗教，各种新兴宗教、民间信仰，在二战后的韩国迅速发展起来。但在新兴宗教中，没有一个能比圆佛教影响更大的。通过对于圆佛教的研究，尤其是对于《圆佛教教典》的研读，我们发现抛开其宗教外衣，圆佛教的人文关怀和当代价值不正是我们反思当代社会后所需要的吗？从物质开辟转到精神开辟，从佛教疏离生活到重回“佛法是生活，生活是佛法”的生活佛教，圆佛教成功完成了传统佛教在韩国的一次范式的转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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