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稷下学宫”对我国古代的文化、学术及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独具特色的管理之道促进了学官的繁荣发展，对现代高校建设和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稷下学官特色管理 高校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08)06-0040-04
[作者简介]李妍，扬州大学教科院硕士生(江苏扬州 225002)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齐国的一所著名学府，也是世界上的第一所高等教育机构。“稷下”是指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的稷门附近地区，齐国国君齐桓公在此设立学宫，稷下学宫因此而得名。稷下学宫历史悠久，先后经历了齐桓公、齐威王、齐宣王、齐闵王、齐襄王、齐建王六代诸侯君王，长达150年。它既是百家争鸣的中心，又是当时东方文化、教育、学术的交流中心，既弘扬了官方办学的优势，又突出了私学的长处，对我国古代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英国学者李约瑟将其称为“稷下书院”，他说：“在中国，书院的创始可追溯到这个很早的时期。其中最有名的是齐国首都的稷下书院。”他甚至还将其与柏拉图在雅典创建的学院相比较，用他的话说，叫“趋同”。可见，稷下学宫的影响横贯中西，其特色管理仍值得当今高校借鉴和学习。
一、稷下学宫的特色管理
1、官办私营——办学形式特色
稷下学宫的初创是出于田齐政权“招致贤人”的目的，由齐国官方出资筹办(当时像这种可以容纳上千师生、规模宏大的最高学府非由官办而不可)。稷下学宫的创办是对养士制度的延伸和变异，养士、用士是其基本目的。因此，从主办方和办学目的上看，稷下学宫是官学。但是，稷下学宫的基本细胞却是私学，各家学派汇聚与此，教学和学术活动由各派自主，官方并不多加干预。学宫的学术领导人通常是由非常有名望的私家学者来担任，比如，具有独立学者身份的荀况就曾经被奉为稷下的“祭酒”。因此，学术活动的独立性和自由性使稷下学宫又具备了私学的性质。从这两个层面上说，稷下学宫是一所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学校，其办学形式的官私两重性保证了统治者的办学目的，又促进了思想开放、学术自由，从而人才辈出，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2、健全完备——教育职能特色
稷下学宫之所以具有深刻的历史价值，是和它能够充分体现现代大学的三大功能分不开的。当代大学一直把教学、科研、服务社会作为自己的崇高使命。然而，早在几千年前的战国时期，稷下学官就已经担起了高等教育机构的责任。学官内教者可以自由择徒，随处讲学；学者也可自由择师，随处求学。教学形式多样，各派学者定期举行讲演、讨论、辩难之类的“峰会”，显现了高等学府的自由讲学特色。学宫作为一个有实体意义的教育机构，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以其严格的教育管理、浓厚的学术氛围、良好的物质条件造就了荀况、董仲舒等大批出色人才，战国中后期的政坛、学界处处可见稷下先生的身影。学官对研究学问也非常重视，鼓励稷下先生著书立说，使学宫留下了诸如《孙卿子》、《管子》等大量著作。除此之外，资政议政的政治服务功能也是稷下学宫的职能特色之一。稷下学宫作为“咨询机构”，发挥着“智囊团”的作用，服务于齐国的政治。稷下先生可受齐王之命出使各诸侯国，对国家的治理提出各种建议，对统治者进行讽谏。因此，稷下学宫的政治服务功能十分鲜明，参政议政作用十分突出。综合上述内容可以看出，稷下学宫融育才、研究、咨议几大功能于一身，充分展现了古代高等教育的完备职能。
3、兼容并包——学术管理特色
齐国统治者出于“争天下者必先争人”的目的，把兼容并包作为稷下学宫的办学方针，打破了各家各派的门户之见，不分国别、派别，只要有“治平之术”就加以吸收，使其在稷下享有一席之地。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名家等各家各派几乎都云集到稷下学宫研究学问、著书立说、授徒讲学，不断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学派，而官方却不加干涉和限制。另外，各家各派的学术地位是平等的，齐国统治者并没有“独尊儒术”或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贬低一些学派的理论价值，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学派的观点。各个派别在相互斗争辫难的同时，又自觉地相互吸收。不断走向融合。因而，出现诸如荀子这样的博采众家之长的集大成者也就不足为奇了。
4、礼贤重士——师资管理特色
稷下学者受到当时包括齐王在内的统治者的特别尊崇。首先，齐国君主给予了稷下学者人格上足够的尊重，鼓励其自由发表政治主张，经常倾听和采纳学者们关于治国的意见，对有真知灼见的学者实行奖励。《战国策·齐策》记载：齐威王虚心求治，下令全国：“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之过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其次，稷下学者还享有崇高的政治礼遇。学宫除设祭酒、博士、先生等学术职衔外，齐君还以卿、上大夫等爵位授予学者，孟轲、苟况都曾被尊为卿，邹衍等76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再次，优厚的物质待遇也是齐君能够聚揽人才的重要原因。齐国政权对这些稷下学者“为开矛康庄之衙，高厅大屋，尊崇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稷下学者们享受相当于上大夫的俸禄，府第壮观，很是诱人。另外，稷下学宫还实行开放、流动的人才政策。凡是游学于稷下的学士，不管来自齐国还是他国，都采取“来者不拒”的态度。齐政府还允许“士无定主”，学者来去自由，对要离开学宫的人才，尽量用优厚的待遇来挽留，挽留不住也以礼相送。
5、民主法制——学生管理特色
稷下学宫对学生的管理推行民主化。学宫允许学生自由选课，在学宫里求学的弟子不拘泥于学习自己老师的课程，对于别派老师的授课也可自由去听。这就打破了各个派别之间的森严壁垒，开阔了学生的眼界，丰富了学生的知识，活跃了学生的思想，造就了大批兼容并蓄的复合型人才。当然，学宫对于学生的日常行为是有着严格规范的，体现了法治化的管理特征。稷下学官制定了中国教育史上最早、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寄宿学校的学生守则——《弟子职》，对学生的生活、修养、学习提出了全面的要求。在学生品德修养方面，强调学生应尊重老师；在日常规范方面，制定了从饮食起居、受业诵读的行为习惯到衣冠服饰、言行举止的仪表风度，再到谦虚谨慎、就德向善的思想品德等具体要求；在学业方面，强调了学生学习的时间、方法、手段。《弟子职》的制定，保证了学生管理的规范性，从而使教学活动得以顺利进行。
二、稷下学宫对当今高校管理的启示
考察稷下学宫的管理特色，可以看出稷下学宫的确是我国古代高等教育的典范，它对后世历代的学校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今，在高等教育大
众化、多样化、国际化等趋势下，其经验对建立起合理有序的现代大学制度、提高高校的生存竞争力，会有许多有益的启示。
1、扩大高校自治权力，提高办学活力
稷下学宫实行的是官私合营的办学体制。尽管齐国政府向学宫投入了大量的经费。但对学宫的教学和学术活动、人才的管理、稷下先生的聘用、学官领导人的选拔，齐国君主并不多加干涉。高度自治是稷下学宫繁荣发展的首要条件。
长期以来，我国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制约下，受苏联高等教育办学思想的影响，一直沿用僵化、单一的公立大学办学模式，即大学由政府来出资举办，政府集大学的举办者、投资者于一身，剥夺了大学办学的主体权力，造成政校不分，大学经常“遭遇”政府的具体而直接的行政干预，完全听命于政府，最终成为政府机关的附属品，丧失了教育的特质，成为政治的“奴婢”。
稷下学宫的办学经验启示我们，当代大学必须厘清举办者和办学者的权利与义务，明确各自的职责。当代大学可以借鉴稷下学宫所有权与办学权相分离的办法，实行灵活、多样、自主的办学形式，既要有国立大学、公立大学，也要创办大量的私立大学及其他诸如国有民办、民办公助等混合形式的大学。如国有民办的独立学院就是一种全新的办学形式，它的所有权在国家，而资金等具体办学资源则来自民间，可以有效地调动民间力量办学的积极性，很好地弥补政府教育资金投入的不足，大大增强办学的独立性、自主性，这是加快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的一种比较现实而有效的途径。
2、完善大学功能，重视服务社会
齐国君主鼓励稷下先生高谈阔论、著书立说，既可对国家大政方针阐发自己的主张和见解，也可与国君展开面对面的辩论，甚至抨击国君的过失。稷下先生“不治而议”是其关心时政、积极人世的明证。
大学被学者和世人喻为“知识的圣殿”，然而“象牙塔”内的世界是不可以完全游离于整个社会之外的，大学只有在融合了育人、研究、服务的三大功能之后，才能体现出与其他教育机构的区别。因此，在积极发挥大学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功能的同时，更要重视大学的社会功用。在现实社会中，不考虑社会价值的学术研究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威斯康星大学把德国的大学模式与美国的实用主义精神结合起来，提出了大学教育应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服务的新理念，大学活动扩展到校园之外，使大学成为社会进步和社区发展的“服务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进一步促使高校从“象牙塔”走向社会，并最终完全融入国民经济的主流。因此，当代高校应勇于面对这种挑战，与社会形成“双向参与、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新型关系，通过校企合作、科研专利、教育服务等形式参与社会经济发展，在实践中提升学校的教学科研水平，同时获得亟需的发展资金，为学术繁荣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3、提倡学术自由，促进教育融合
稷下学宫招引天下名士讲学传道授业，学者们相互融合交流、取长补短，形成了各学派兼容并蓄的博大态势。这不仅得益于其良好的办学体制，更得益于其“兼容并包、来去自由”的开放办学方针。
随着经济、教育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我国的高等教育面临着空前的多重压力和激烈竞争，在开放创新中求生存、谋发展已成为当代高校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有实行开放式办学，才能使新设置的院系、专业、课程等不断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使学校的综合化程度不断提高；只有主动参与高校之间的竞争，参与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才能不断提升学校的教学科研水平；只有密切关注世界教育发展的大趋势，积极应对挑战，大胆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办学经验和管理模式，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与教育合作，才能不断壮大学校的实力，提高学校的国际知名度；也只有实施不同层次，不同范围的交流与合作，才能促进异质文化的相互理解，推动多元文化的融合，进而拓宽视野，促进教育创新。
4、坚持以人为本，提高师资待遇
以人为本的理念在高校中的涵义就是要把教师作为学校发展的根本。当今高校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师资力量，教师队伍水平已成为比较大学实力的重要指标。
稷下学宫正是由于制定了礼遇优容、开放流动的教师政策，才使得学宫的人才得以不断更新，历经百年而不衰。梅贻琦校长曾言：“所谓大学者，非谓大楼也，乃大师之谓也。”是否拥有大师、大师的多少已成为大学竞争实力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当代大学要重师、养师，制定优惠的教师政策，采取环境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事业留人相结合的方式，完善激励措施，不断提高教师的物质待遇；高校管理者要尊重教师的独立意识和个性特征，提高他们的学术地位、政治待遇，给予教师们充分的发言权和事业关怀。真正把教师的发展视为学校的根本任务；同时，还应改革封闭、僵化的人事政策，实行开放、流动的人事管理制度。要排除行政干预的影响，废除一切不合理的限制政策，疏通人才流通的渠道，积极促进知识分子的自由流动，为高校教师队伍不断补充新鲜血液。
5、运用法治德治，加强学生管理
稷下学宫对学生施行民主而严格的管理制度，使学生在学习生活中能够自由而又有节制地发展，既彰显个性，又不违反章程。在大力提倡“依法治校”的今天，高校更应该借鉴稷下学宫的学生管理模式，施行“法治”、“德治”。一方面，当代大学必须制定全面、严格的教学管理制度，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要纠正当前流行的一种错误观念：进了大学，就等于进了完全自由的空间，不需要接受任何管理和约束。恰恰相反，个性发展与加强管理、严格要求并不相悖，大学生实现全面发展(包括个性发展)的前提是学校有一个良好的、有序的教学管理制度，它能够促进大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使他们养成必要的社会规范、习得必备的处事技能，促进其身心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当代大学应开展各种丰富的课外活动，鼓励大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努力创新德育教育形式，将德育工作贯穿于整个教学活动中。近两年来，许多高校开始尝试本科生“德育答辩”制度，这在高校德育工作中是一种创新。总之，要把“法治”与“德治”两者有机结合起来。
稷下学宫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个成功管理的典范，离我们虽然遥远，但它所放射出的耀眼光芒却具有穿透时空的力量。尽管它的制度并不完备，但它对我们当今高校的管理工作依然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和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刘新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