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 我国国家公务员道德素质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探讨 内容摘要：内容摘要：10月11日，央视《焦点访谈》曝光河北武邑县北漂小伙小周为办护照返乡6次多跑3000公里、江苏丰县市民小狄在两部门往返11次办执照两起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网友吐槽。由此可见公务员思想道德建设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重点。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怎样做好公务员的道德建设，是理论和实践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如今公务员大队伍里出现的道德失衡现象主要有：官本位思想严重，为人民服务意识淡薄。进而对公务员道德失衡的原因作出了深入的剖析，提出三个主要原因：缺乏监督，相关道德规范不明确；
第三部分，从三个方面提出了国家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有效途径即明确公务员奖惩制度的同时，应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
关键词：公务员；
道德素质；
存在问题；
原因；
对策 行政管理是国家行政机关及行政人员直接使用权力干预社会生活的制度。和其他管理方式相比，行政管理有着更加便利的谋取个人利益的条件。所以，无论是做到为民服务、尽职尽责，还是达到更高境界的积极为社会服务、为公众谋福利，都取决行政人员个人道德素质的提高。然而,受许多因素影响,目前我国公务员道德素质并不高,因此提高公务员道德素质很有必要。
一、目前我国公务员道德素质存在的问题 （一）官本位主义严重 历史上依据官与民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分为两种本位制：一是官本位，二是民本位。所谓“本位”，是指权力主体，官为权力主体者是官本位，民为权力主体者是民本位。“官本位”作为中国官僚制度的重要内容，包括这样一些含义：任何一个官都有其所管的范围；
官在其所管的范围内是最高的主权者；
官员的地位由其职位决定；
各等级的官员构成集权官僚制的主体。一个官员，从生理结构上看，并不比平民百姓有什么特别；
从学识上看，也不比普通的秀才、举人这些“末仕者”高明多少。然而，一朝为官，就身价百倍，究其原因，就在于他掌握了集中起来的政治权力，他不再是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平常的知识分子，而是政治权力的人格化。江泽民曾精辟地指出：所谓“官本位”就是“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做官，以为有了官位就什么东西都有了，甚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
为官者在千方百计保官的同时，又会通过各种途径想高升，争取做高官，以取得别人对它的奉承，炫耀他的地位。这样，社会上的跑官、买官、卖官现象就出现了。对此，社会上充斥着这样的说法，“生命在于运动，当官的在于活动，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在这个跑官过程中，各种手段都使了出来，其中花钱买官是最典型的。
例如，原湖南省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李会刚为了当上公司一把手，请看相“大师”为其指点“跑官”迷津，并到北京进行跑官、买官活动。2002年元元旦至6月，李会刚先后花了100多万元为跑官之用，后被一同赴京跑官的同伙举报，2003年3月，湖南省纪委开始对李会刚进行审查。2004年3月，李会刚被判处有期徒刑l5年，其升官美梦终于破灭。
有买官者，必然会有卖官者。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在其任职的5年里，利用干部职务晋升和调整工作之机，以钱封官定职，先后收取贿赂折合人民币60多万元。于是，泰安一度形成了以胡建学为首的生意兴隆的“权力黑市”，只要肯花钱，不愁没官当。当时当地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副科提正科，得花一万多，正科提副县，得花四五万”。泰安有的干部群众愤怒地说:“胡建学已经把提拔任用干部变成他的第三产业了!”江西省广丰县原县委书记郑元盛在短短的3年多时间里，利用职权大搞权官交易，给他送钱的涉及本县45人，其中91%为科(局)级干部，收受下级及他人钱财30多万元。在广丰及其周围县市广为流传的顺口溜是对郑元盛“卖官现象”的最好总结:“要发财到广东，要买官到广丰”。
（二）公仆意识淡薄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公务人员一切以官的利益和意志为基本，开展工作时通常以上司的指示办，或以官员的喜好决定工作中的是非，完全不考虑群众的疾苦。不少地区因农村土地、城镇房屋拆迁等问题，接连出现许多出人意料恶性事件，导致群众上访甚至围攻政府的事件不断产生，说到底，这些都是官员的利益远远高于人民的利益，公仆意识淡化的表现。
《报刊文摘》2004年4月16日有篇题为“副省长失窃以后”的报道，说的是2004年3月24日，贵州省某副省长在黎平县考察工作时被盗，引起当地警方高度重视，组织大批警力侦破，不久就将盗窃犯抓获。而此前当地及附近地区的宾馆从去年以来就频繁被盗，群众反映强烈，希望早日破案，但警方始终不去侦破此案。像这样的官重民轻的事情在很多地方都存在，如生活中的大小会议无论有无必要，总要有官员的参加甚至主持，有时还须由官员做出看起来并不重要的讲话或指示，各种奠基、开业、表彰和盛典的场合也要有官员出席等。
二、我国公务员道德素质问题的原因及对策 （一）缺乏强有力的内部与社会监督 当前，虽然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和社会管理层面的各种规章制度建设都已有了很大进步，对权力的社会与内部监督和制约机制也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但与客观现实相比，还相差甚远，这主要表现在：
在我国现行的监督体制中，权力机关的监督呈现出“疲软”的状态。在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机构设置中，没有行政监督的专门机构，人民代表均为兼职。由于人民代表大会一年召开一次，且会期较短，但是其常设机构又担负着繁重的工作任务，人手不足，人大及常委会这一最高层次的监督往往难以落到实处，权力机关对政府机关和工作人员的监督仍做不到事前报道，一般巡视，开会质询等方式上，未能对政府的工作起到强有力的监督作用。
民主渠道不畅通，监督缺乏社会性。在各种监督中，人民的监督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但是长期受到封建专制思想的影响，虽然今天人民素质已有所提高，但大多数人民还是有怕官心理。每当自己的利益受到官员的侵害时，也只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就更谈不上监督了。此外，当上级或组织里出现腐败的行为时,行政人员要是拒绝对组织效忠就会很危险，而这些最后选择对人民负责的行政人员,可能会在事业、名声和个人利益等方面受到严重的损害。比如被重新安排到下等的工作，被要求承担起超负荷的工作或其手下会被不停的调换等。在我国，2003年十大新闻人物之一被誉为反腐英雄郭光允因检举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程维高的腐败行为而遭受严重迫害就是个很好的明证。
对此，要健全民主监督机制。必须通过各方面的途径，把政府依法行政放置于多层面、全方位的民主监督之下，形成一套互为补充、互为监督的民主监督机制。
公务员许多的行政行为都是在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他们的信访、电话、提出建议、揭发腐败是对公务员履行行政责任好坏的强有力监督，他们的满意程度正是公务员引咎辞职的具体标准。据《大河报》5月1日报道，2009年5月阜阳卫生部已检测出劣质奶粉，主管卫生工作的副市长却直到2010年4月才知情。副市长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想说，如果人民群众还能信任我在这个岗位上，能把我的监管工作和其他卫生报告制度建立起来，我不想引咎辞职，我还想继续干下去。”这句话表明了人民的满意程度是公务员引咎辞职的标准，人民群众对公务员行政的监督是公务员积极承担道德责任的强有力保证。
目前一些地区推行的“两公开”制度(公开办事制度，公开办事结果)，正是为了实现群众对公务员道德责任的有力监督。广州市行政机关已全部对外公布其监督投诉电话，山东省乐昌县根据110报警处理系统的做法，由纪委、监察局、纠风办等部门组成了特别检查组，对凡属公款吃喝的问题，一经举报，立即行动，当场查实并处理。这样，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公务员在处理事件冲突的时候就不得不把公众利益放在首位，从而积极地履行道德责任。
（二）相关的公务员道德规范不明确 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均明确规定工作人员不能以权谋私,要正确用权,不徇私情。但是,缺乏具体的规定明确哪些情况属于谋取私利,哪些情况属于徇私情。致使更大量存在的是暗藏的、间接的利益关系。
《焦点访谈》在2013年10月11日发表了《证难办、脸难看》一文, 10月11日，央视《焦点访谈》曝光河北武邑县北漂小伙小周为办护照返乡6次多跑3000公里、江苏丰县市民小狄在两部门往返11次办执照两起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对此，完善公务员的奖惩制度尤为重要。国家公务员道德水准的提高，除了公务员自身的道德素养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公务员的管理尤其是奖惩制度的完善情况。要建立专门的道德机构，我国现有监督形式中，最明显的问题就是缺乏一个权威的监督机关来统一各种行政监督主体的活动，因此，需要建立一个起核心作用的、专门的道德管理机构，负责定期对国家公务员的工作业绩进行考评，包括定性和定量考评两部分。如行政思想道德建设可以定性考核其有无丧失理想、背离宗旨、以权谋私等现象，同时可以定量考核其开办几期政治理论学习班，在行政人员中是否经常性地开展行政道德教育，政治理论水平和行政道德水平是高还是低；
行政作风建设可以定性为考核有无形式、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同时，定量考核其为百姓办了几件实事，为群众解决了多少实际性问题，发生了几起违纪、违法事件。最后，将考评结果与公务员的任免与升迁相挂钩。
这一点，我认为，新加坡政府的做法值得借鉴。
新加坡政府利用中央公积金制度，把公务员每月工资的40%作为公积金，存放在银行里等公务员退休后才能支取。这40%的公积金，只在公务员的工资中扣除22%，还有18%由国家补贴。也就是说，国家除了每月发放公务员工资，还要在其公积金中补贴工资总额的18%，一个公务员如果从20多岁参加工作，到退休时将得到一笔数目巨大的公积金，足够保证过一种高素质生活。而对于胆敢贪赃枉法的人来说中央公积金是惩罚的筹码，贪污腐败者被法律宣判后，他的全部公积金将被没收，上缴国库。新加坡政府的做法，实际上是在通过向公务员提供良好的福利待遇的基础上，实行廉洁的抵押制度，变相提高了腐败行为的“成本”。
有鉴于此，在我国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不能再以高风亮节的人民公仆的标准要求大部分的公务员在清苦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下保持良好的行政道德水平，我们更应该在“重典治乱”的原则下，根据我们国家财政的负担能力，逐步建立“以薪养廉”的公务员工资福利制度。
综上所述,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我们应重视行政道德的规范化,加快行政道德法规化的建设步伐。与此同时,还得加强监督体制建设,通过严格执法,做到一清二楚,赏罚分明。只有通过这样,才能彻底加强公务员的道德素质和判断是非、明辨是非、区分善恶的能力,正确引导公务员的道德思想价值选择,从而起到提高公务员的整体道德素养的作用。